1873年，日本在清朝孱弱的当口与朝鲜订立《日朝修好条规》（《江华条约》），该条约开宗明义指出:“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成为朝鲜脱离中国藩属的开端。大清国不敢理直气壮地行使宗主国的威权，其严峻后果不久就体现出来。
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了琉球国，大清国颜面扫地，朝鲜更是表现出了离心的倾向。
琉球事件对中国的朝贡和藩属体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明确提出“琉球既灭，行及朝鲜”，李鸿章亦担心：“若隐忍缄默，彼且疑我怯弱，或将由琉球而及朝鲜，不如早遏其萌，使无觊觎”。
若真能如此，则中国幸甚，朝鲜人们幸甚，可是昏庸的清政|府不敢如此做。
在日本的鼓动下，朝鲜成立了一支新型军队“别技军”，由日本军官出任教官，其待遇远远高于旧式军队。1882年，旧军因长时间没有领到粮饷，发生哗变，并与新军发生冲突，攻打日本公使馆，拥立归隐多年的大院君重新摄政，史称壬午兵变。
大清政|府应朝鲜要求，出兵“维和”，并将侵夺了国王权力的大院君逮捕，带回天津软禁。从此，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重申“朝鲜永列藩封”，并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展“洋务运动”，加强了宗主国的权力。
同期，中国也与列强一样，在仁川等港口城市设立了租界，大批华商开始进入朝鲜。
随军驻扎朝鲜的张謇，提出了《朝鲜善后六策》，主张废除朝鲜王国，设置郡县，纳入中国版图；而朝鲜大院君也秘密建议，中国应效仿元朝，在朝鲜设行省、派监国，“则国自保，民自靖”。
但是，李鸿章看了张謇的建议，痛斥其“多事”。最终中国采用的依然是将朝鲜问题国际化、中立化的“和平发展”政策，吞噬了自己本来充裕的外交回旋余地。读史至此，常令张汉卿扼腕长叹。
1895年，中日双方订立《马关条约》，正式宣告朝鲜独立。至此，中国所有藩属国全部丧失殆尽，门户洞开，周边毫无战略缓冲余地。
1897年，朝鲜宣布建立大韩帝国，大韩皇帝终于可以和大清皇帝平起平坐，自称为“朕”了。大清国几乎立即予以正式承认，再度展现泱泱大国“以德报怨”的奇怪胸怀。
1904年，日本和朝鲜签订保护国条约。1908年，朝鲜向中朝边境上的“间岛”地区派驻官方机构，与中国边民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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