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很陌生，因为之前没来过；不过这个人很熟悉，自己一定看过他。
是谁呢？
对钱玄同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张汉卿抱以开朗的微笑。能在一团和气中争执，也是文化界的一大雅事。这种事他之前没有掺和，以后也不想做，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斤两：撇去“信手拈来”的那些东西，他唯一在文学上拿得出手的就是对历史的“先知”。
他笑笑说：“我不会回答孰优孰劣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可以比较的东西，正如枯树发新枝，你认为谁最美一样。新的脱胎于旧事物，旧事物被新事物赋以新的形式。”
眼镜男终于忍不住说话了：“少帅先生，那您认为，新诗是否就是旧体诗的新形式？”
这个问题正儿八经的文学评论家都不好回答，更别说张汉卿了。虽然同为耍嘴皮子，他却不是吃文学这碗饭的料。
新诗与旧诗之间的爱恨情仇从五四白话新诗孕育之日起就已经剑拔弩张，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伴随整个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行程，迄未了结。从目前的白话能否入诗到后来的旧体诗能否进入新文学体，可谓风云迭起。
张汉卿没那个本事去讲述这个拗口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被人如此高调地请教，他总是要表些态度的。不过还好，有现成的后人的一些精辟的言论，可以给他发挥。
“简单地讲，旧诗属于杂文学体系：古人以经史子集为教育体系，学习首先从读经开始，然后经史对照，要求以史认证、以经论史，再旁及诸子百家，心中有所得遂发而为诗文，结果使哲学、文学和史学不分家，所以叫杂文学体系。
这种教育方式强调记诵，《易经》和《诗经》便可以先入为主。它们都具有两两相对的思维趋向：《易经》的意象思维中存有原始思维印记，是在意象两两相对的联想中构建世界体系；《诗经》则以赋比兴为表现手法，要求读者由此及彼展开联想。
由于后人的阅读习惯可以决定写作的创作规范，文体意识先入为主影响构思，此所谓文生情。新诗则主张体验决定感悟、感悟决定构思，那就是情生文了。
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古人一写诗就作对联，今人一写诗就打比方。”
这个解释新颖是新颖了，眼镜男忍不住笑起来。张汉卿一开口就是很精辟的论调，胡适等人都驻足了听，到后来忍不住频频点头：“少帅的分析很中肯，不过少帅认为新诗需不需要格律的限制？”
张汉卿想了想说：“不能说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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