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张作霖离京返奉，孙烈臣总督关内奉系军政，驻节天津。在张汉卿建议下调任郭松龄为关内奉军总参谋长，按照西北人民军模式全权负责关内奉军整编、训练事宜。虽然人民军发展迅速，但是奉军仍为他的根本，两只军队最终是要合并的，就从现在开始缓缓进行吧。
孙烈臣和他亲若一家，先从他的军队开始改造，一是以孙烈臣的影响力，反弹最小，二是自己就在近边，容易获得就近支持。
改编军队已经有成熟的经验了，郭松龄的能力是让人放心的。
也因为有了他，自己有机会脱身，利用少帅的身份，频繁接触北方的工商界人士，介绍东北的财政政策并招商引资。
按后世的经验，对外开放才是强国之路。而中国经过2000余年的封建时期，建立了完善且实力强大的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土地为最主要的生产数据、产品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使得自然经济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就能够形成完备的体系并独立发展，成为民国军阀能够依省割据的经济因素。
中国在当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大批具有浓厚自然经济特色的地主与绅商，他们的发展一般也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对全国性的市场没有足够的兴趣，并在势力范围内利用工会、商会抵制外来经济。
辛亥革命时他们担心自己的既有利益受到侵害，害怕民国政|府的土地改革与限制私人资本发展，采用支持当地实力派人物寻求保护。对全国市场统一的淡漠与渴求安定生产环境与一定政治特权的愿望使他们成为当地军阀有力的统治支持者与经济来源之一。
即使有些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也只在本乡、本县、本省开办工厂，兴办实业，很少见到有跨省际的大公司。加之各地军阀纷争，安全因素不但成为商人远行的重要评估，也成为军阀为防止外来渗透而进行控制地封闭自治的一条诱因，如后来阎锡山在山西自造的小火车便是一例。
这样的经济状况，虽然在后来的抗战中有有利的一面----各地受外界封锁影响较小，均可自行作战。也有不利的一面----资本小则很难形成规模，也很难在重大工业方面有突破或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导致十四年抗战，节节抵抗，节节败退。这种情况是张汉卿所不愿见到的。
更重要的是东北新政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基础经济建设方面百废待兴，投资巨大。虽说这样的基础建设是经济腾飞的必然选择，但是花钱如流水，非东北财政短期所能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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