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则为地方军队。
自赵匡胤建国以来，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由皇帝直接掌握，兵权完全集中于皇帝一人，并由臣僚分揽军政，中央萃集精兵，更番戍守边城要地，通过将无常兵、兵无常将，来抑制将权。
宋太祖开宝年间（968至976年），全国禁军和厢军的人数，为三十七万八千人，到宋太祖至道年间（995至997年），军队规模达到六十六万六千人。赵匡胤一系列以文治武、内外相制、守内虚外的改革措施，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新的军制形成后，历代皇帝包括高宗赵构，皆奉此为基本国策，遵从不变，久而久之，朝廷养兵日多。在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朝廷军队的数量，达到顶峰，为惊人的一百四十万人之巨，耗费了全国八成的财政。
实行更戍法，在不改变驻营地的情况下，将武将定期调往他地戍守，使其“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达到“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至骄惰”之统御目的。然而赵宋承平日久，朝廷长期推行更戍法，虽然兵多将广，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弊端日显，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逐年下降，以致到了北宋末年，冗兵坐食，战力积弱，可谓积重难返。冗兵、冗官、冗费，再加上皇室的用度，也奢靡铺张，终致赵宋国力日衰。皇帝昏聩、将帅慵惫，遂有靖康之祸，中原亦沦陷于异族之手。
宋室南渡，官制沿袭前朝，冗官问题更加突出。赵构朝廷偏安江南，版图大幅缩小，朝廷可供的官职为之剧减。为了稳定朝局，不理政事、赋闲在家而予薪给的祠禄官，大量出现，数目十分庞大。绍兴初年，祠禄官就达到了一千四百多人，本就拮据的朝廷财力，更加入不敷出。
高宗时期，官员职钱参用的是嘉祐、元丰旧时的官员月俸标准。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年～1063年)和宋神宗元丰年间(1080年～1084年)，三师、三公等勋臣，仅月俸就可达一百二十贯。官员除了月俸，另外还有衣物和禄粟发放，再加上添支钱、公用钱，以及职田的收入，待遇可谓颇为优渥。
建炎南渡之后，荣骧这等的低级官员，月俸在十二贯至十五贯，春、冬季发放绢、帛，以及绫、罗等物，禄粟二石至四石，此外还有职田的岁租收入。这些低级官员的俸禄普遍不高，大抵可以过日，至于州县的胥吏，则几无正当而稳定的廪给，他们大多依靠“受赇为生”。然而南宋初期，官吏冗滥，文武百官的月俸，较之嘉祐、元丰之旧，已是有所减少，再加上百物腾贵，低级官员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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