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虽然码头工人行会也做恶事，但在朕看来利大于弊。尤其行会对付单个工人也是为了行会内的工人着想，是为自己人着想，更不应苛责。”
允继续说道：“至于缫丝工场和纺织工场的机工都是女人，做不到码头工人打压单个工人、工会难有用处之事，为父觉得你想的差了。女人同样可以阻拦其他女人上工，又不是阻拦男人。现下愿意做机工的女人不多，难道工场还敢将她们都开除了不成？只要有人组织，工会也能起到用处。”
说完这话，允看了一眼文垣，见文垣没有要出言的意思，继续说道：“第四，就是修改《大明律》。用修改这个词其实并不十分恰当，做法是将原本只有一本的《大明律》分成三部分，分别为《刑律》、《民律》和《商律》。《刑律》内容为惩处犯罪之行为的，至于何为犯罪，则是指犯十恶不赦之罪、杀人、伤人、偷盗、强抢等事。不过，若是偷盗，且偷盗的金额不多，可不认为是犯罪，不归《刑律》处置。具体何种做法算作犯罪，何种不算犯罪，《刑律》中会有确切条文。”
“《民律》则是处置犯罪之外的民间纠纷之律令，百姓所遇到的绝大多数事情都是遵循《民律》判处。刑民两分后，民间不涉及犯罪的纠纷，不再判处刑罚，亦即不再处以打板子、珈号示众等处罚，仅仅需赔偿。至于《商律》，则是专门规定商户做生意所遵循之律令，以及商户之间发生纠纷时应当如何判处。”
说到最后这一条，将《大明律》一分为三的时候，允心里其实是很激动的。刑民不分是华夏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到近代之前，民间纠纷都会判处刑罚，根据后世保存最完好、相关资料最多的《大清律例》规定，负债不偿者，“五两以上违三月笞一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笞四十。五十两以上违三月笞二十，……百两以上违三月笞五十，……并追本利给主”。《唐律》也有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偿”。
这样的做法当然很好保护了债权人的权益，但对于债务人来说就是噩梦了。二十板子就能打死一个人，就算衙役动手的时候不照死打，也是几天下不了床。在古代一个壮劳力每个月都有几天不能干活，这样持续几个月，就是家破的下场，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当然，允之所以要刑民两分，除了维护社会稳定，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会影响工商的发展。为了促进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正好借着这个时机刑民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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