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里举一个例子。美洲宇航局（MASA）负责火星探测者运载车的工程师知道。
在一定距离外，从地球上直接控制运载车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信号来回需要的时间大于采取适当行动的时间……因此地球上的控制者鞭长莫及，不能继续操纵它们，它们只能自己控制自己”。
美洲宇航局的工程师必须转变他们的控制方式，从“强约束”的直接控制（就像在控制模型飞机案例中的情形一样）转变为“弱约束”的间接控制。
在弱约束的情况下，载体不再被给予一个即时的、如何行动的指令，而是被给予一个更灵活的智能类型，加上一些通用目标。
当基因建立大脑时，跟施加控制的类型颇为相似：“基因常常为所欲为，不过在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更快速的执行计算机之后，它们就没法这样做了……就像国际象棋的程序一样，基因为了‘指导’它们的生存机器，必须采取宽泛的策略和巧妙的技巧，而不再是面面俱到……这种编程的优点是，它大大减少了细节性规则，而这些原本都要内置在原始程序中”。
人类的大脑代表：朝向生存机器解放的进化趋势的高潮，这里的生存机器是它们最终主人基因的决策执行者。
通过左右生存机器和它们神经系统建立的方式，基因对行为施加了终极控制。但是，那种即时反馈的接着要做什么的决策被神经系统承担了。
基因是主要的政策制定者，而大脑是执行官。然而，大脑变得越来越发达，通过玩弄学习和模仿这样的伎俩，它们接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甚至能自行制定实际的政策。
这一趋势的逻辑结果——目前还没有在任何一个物种中出现——将是这样的情形，基因最后给生存机器一个整体的政策指导：为了让我们活着，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
弱约束控制，额外建立在强约束的遗传控制机制上，这是一种更早内置在大脑中的进化适应器。
两者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弱约束机制没有取代强约束机制。
可以说不同的大脑控制类型进化而来，并没有取代早期的控制模式，而是在它们那一层之上又加了自己这一层。
当然，后者也可能导致早期结构的改动。不同的大脑系统给基因目标编码时，直接程度不同。
在人类中，所有形式的大脑控制通常同时运作，这就有了认知协作的需要，因为不同程序之间可能存在认知冲突。
机器人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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