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桂梅对伪证的解释起了作用，还是馨雅后来想通了，第二天下班，馨雅拖着她的行旅箱到我办公室，说下班要跟我一起走。
待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心情真是跟解放区的天一样明朗清爽。
“怎么，终于想通了？”馨雅的表情不那么紧绷的时候，我嬉皮笑脸地问她。
“想什么通！就是因为还没看明白，才觉得不应该盲目地对一个人盖棺定论。”
“你下次能给自己换个台阶吗？”
馨雅大概早忘了，上次她生气搬走又搬回来也是用类似的话给自己解套的。
“换什么台阶？”
“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下次我服软认输的时候，你就见好就收。”
馨雅用白眼珠瞪我：“还给我讲不讲故事了？还说不说我有病了？”
“不了，不了。哦，我的意思是不说你有病了。”我想我那时的样子，一定很奴才。
馨雅再一次搁置前嫌，并不等于事情已经过去，如果那些蹊跷的事情不弄个水落石出，我还是背着一身黑。
可是我上哪儿找谁查去？自己在家睡觉，跟谁也不搭，自己说不清楚的事谁能说得清楚。
琢磨来琢磨去，终于想到一个让我惭愧早没想到的办法。
那天我从外面搬回去一个纸箱子，馨雅问我是什么，我说：“我要自证清白。”
馨雅没明白过来，不经意地瞥了一眼我手中的箱子，也没打算再问。
“我想在家门口装个摄像头。”
惭愧这么简单的办法没能够早点想到，但毕竟还是想出来了，所以有几分沾沾自喜。
“做什么呀？”馨雅既没感到惊异，也没否定的意思。
“你看那些蹊跷事发生的时候，每次我都在家里睡觉根本没出去过，非要说坏事是我干的。街面上的或者现场的摄像头即便拍到一个跟我一摸一样的人，如果我能记录当晚没有从家里出去过，不就可以证明那人不是我而很可能是一个克隆的‘我’了？”
说这话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得意的。几次警察都让我拿出当晚在家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都让我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心想下次要是再有这种情况，我就证明给你们看看。
馨雅明白我的意图，哭笑不得地看着我，说：“你傻不傻啊？你真出去干坏事一定要从家里为起点和终点吗？你从办公室或者晚上在外面吃完饭直接去不可以吗？你都不能证明你在家还用证明你没出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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