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那些被西方发达国家表面上的繁荣迷惑的公共知识分子们的确是深信不疑，甚至某些人叫嚣着希望国家某些利国利民的长远规划停滞甚至是彻底舍弃，从而节省大量资金用于民众的各项福利开支。
其他人对这种思潮如何看待俞教授不清楚，他自己却很明白，西方的繁荣是建立在过去几百年建立起来的强权基础上的，换句话说人家枪杆子和刀把子一个比一个硬，这样人家说话办事儿才有底气。
现如今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一套全新的话术体系，将枪杆子和刀把子给藏起来了，就说人家没有？这样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如果国内没有两弹一星和远程运载火箭作为基本的安全保障，想改革开放？试试！
基于此，俞教授可谓是国内超高音速装备最为积极的倡导者，甚至为此愿意放弃现有的一切职务和待遇，回到科研一线从零开始。
奈何俞教授的决心很大，但激波风洞这东西并不是谁谁下个决心就能办到的，那是需要极大的资金支持，超强的资源投入以及专业的人才队伍才能运转起来的系统工程。
迄今为止，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将这个系统工程从0到1变为现实。
而此时的国内对于是否上马激波风洞争议很大，毕竟这东西投入太大不说，更关键的是经济效益低得可怜。
以至于负责项目规划的某部门领导在某次会议上直接问俞教授，你要2亿人民币，能给我带来多少经济收益？能拉动多少GDP？
俞教授当时只能用一句：“国家安全是无法用简单的经济效益来衡量的。”
结果哪位领导伸手指着北方，质问道：“那北边的苏联怎么解释？他们可就是在军用装备上不计代价的投入才导致现在的下场的。”
俞教授顿时被说的是哑口无言，毕竟他只是个科学家，并不是经济学家更不是政治家，苏联怎么垮的，说真的他还稀里糊涂呢，怎么可能解释其中的缘由？
于是俞教授的努力至此再次失败。
眼瞅着项目重启无望，俞教授也有些心灰意冷，以年纪大不便担任领导岗位为由，辞去了在国防科工局的职务，转而进入某大学担任教授，准备后半辈子就在象牙塔里教书育人。
既然他这辈子可能无缘超高音速飞行器的研究，那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徒子徒孙身上吧，等到国内综合国力强了，说不定国家会再次启动超高音速飞行器的研究呢，届时激波风洞必然会被提上日程，自己将种子撒下去，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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