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万一以后感情上满足不了她的要求，会直接影响到事业发展。
梅露兰·多拉看完电影一直很兴奋，拉着苏长青越过几条街，进了一家巴伐利亚风格的餐厅。
服务员都是金发姑娘，扎成两条辫子，穿着巴伐利亚围裙，脸颊红扑扑，健康高壮。
梅露兰·多拉点了啤酒，然后猪脚香肠等等肉食上了满满一大盘。
她告诉苏长青：“这些德国姑娘的围裙结位置可是大有玄机，蝴蝶结系在左前侧意味着单身，系在右前侧表示已经订婚或已婚，如果系在正中间那才是单身，倘若喜欢的话，你就可以请她喝一杯。”
“我喝不过她们。”
茜茜公主就是巴伐利亚姑娘，苏长青小时候就看过电影，真是漂亮得很，其他的也就算了。
餐厅里很热闹，隔壁几桌德国人梁山好汉似的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苏长青胃口不大，只能用聊天填充时间。
梅露兰·多拉盛赞《小偷家族》很感人也很深刻，最后问苏长青：“这么好的故事，为什么写成日本社会，直接拍成中国电影不好吗？”
苏长青几大口啤酒下去透心凉，摇了摇头：“不好，这个故事只适合日本。”
“为什么，这是个很感人的故事，放在哪都一样。”
价值观不同最好别深谈这类问题，基本谈不下去，还破坏气氛。
苏长青慢慢地将猪蹄上的肉分离下来：“我比较了解日本社会，放在那最合适。”
之前他和杜可可也探讨过这个问题，记得当时说：“我不觉得这故事感人，反而令人透心凉。”
杜可可也有些意外：“为何这么说？”
“影片中的六个人蝼蚁般生活在逼仄的房间里，冬天瑟瑟发抖，夏天汗水涔涔，吃偷来的食物，用偷来的香波，温暖感人在哪里？
女大学生与风俗店里与客人拥抱流泪，惯偷犯男人教捡来的孩子叫自己爸爸，所有人像一家人一样整整齐齐地坐在屋檐下仰望烟花，这真是温馨吗？
他们活在孤岛上一般与世界脱离，自称父亲的男人躺在那吊儿郎当地说笑：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安于苟且，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这部电影没有多少社会批判，试图通过温情来逃避问题，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叙事角度。
我们国家或许有比这更不堪的情况，但绝不应该对民众煽动这样的情怀，更不该引导民众习惯并喜爱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不在国内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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