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任弘看来，与其说当年榖梁输在辩论时，不如说，输在了内容上。汉武帝继位后，在认识董仲舒公孙弘之前，先接见了榖梁派的申公，但老迈古板保守的榖梁让刘询颇感无聊，反而是公羊派的权变让年轻欲有所作为的皇帝精神一振。
大一统、尊王攘夷、九世复仇之说，简直是为他改制与征伐匈奴量身打造的理论，故汉武尊崇公羊春秋，使其列为五经之首。公羊春秋对历史演进显然是有大功劳的。
可如今，诸侯削弱，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帝国的大一统终于完成；匈奴残灭，九世之仇已报；南越朝鲜西南夷西羌皆列为郡县，周边几乎无夷可攘，而公羊后学们也在盐铁之会后趋向于保守，不再支持拓边。
大汉面临的新问题，公羊春秋已经无法做出解释和应对了。
反倒是《公羊》学坚持的三统论渐渐抬头，危及皇权和家天下，刘询感到威胁，欲对其加以批判，这才有了石渠阁之会。
任弘只能说，公羊春秋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现实就是这样，当时代抛弃你时，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
已经不能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学说，必将落伍淘汰，或者遭到吞并，以另一种形态悄然存在。
“这场论五经异同，公羊必遭黜落。”
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即便公羊博士和弟子们口才再了得也无力回天，除非他们洗心革面彻底修正董仲舒传下的那一套三统论、新王说，为皇帝的新需求服务。
但汉儒注重师法，已经确定的义理几乎是无从更改的，若是强行更改，会导致严重后果。
比如博士里的《易》一家，原先的博士是田王孙，其大弟子孟喜不遵师法，在田王孙死后，博士缺，本来轮到孟喜，结果众人举报他改改师法，遂不用，刘询定了梁丘贺为易博士。
这也是任弘选择左传的原因了，左传传承单薄，十年前还是大篆古文，掌握的人只要个位置，未定章句，更无义理，何谈改师法。
“我才是首定义理的祖师爷！”任弘可是在左传原文一字不改的基础上，依靠“君子曰”塞进去了不少私货。
公羊春秋命运已定，这个引领了大汉数十年政治的指导思想将被批倒批臭，意识形态空缺，如同大位空悬，自然要有新的理论补上。
诏书上被天子选定“平奏其议”，也就是做裁判的两个名字，一个人自己，另一个是魏相。魏相也和张敞一样，对公羊春秋落井下石，他虽然学的是古《易》，但却和榖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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