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自己的基本审美和用途，也的确是欣赏兼带喜欢之；并且已经有足够的势力和权柄，来无视外界的杂音和干扰周庇之，令其发挥出自己的用处来就行了。
随即周淮安就将思绪从女孩儿娇嫩的肌肤上，重新回到了具体的考量当中。不断的会见各色下属听取他们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同时，出台这些后续补完的章程也是必然的结果。
乘着集体事业刚刚兴起的活力和冲劲，尚有试错和容纳偏差的诸多余地，以及相应上升空间和大量发展渠道的多种吸引力和鼓励效能下。
将相对严谨周密的大体制度和约束、追责体系给逐步到位的奠定下来；好过放养式得等到将来官僚体系成熟和自洽到一个程度后，就只能在求稳式的顾全大局下，零敲碎打的有限修修补补了。
这也就体现出一开始筚路蓝缕的白手起家，自行培养和发掘起来的人员人才基本盘；与那些到处收降纳叛而吸收进体制内来的旧属留用人员的最大区别了。
前者在稳步上升的过程当中，只要考虑如何从无到有的接受和不折不扣的应对新事物；也许会出现不少偏差或是走上弯路；但只要大致发展方向不出问题的话，在体制良性运作的激励机制下，最终还是会走到理想的正轨上来的。
但是后者往往就会随着改换门庭的过程，将大量就有体制的隐患、弊端、旧习、等等包袱和负累，给积少成多的带到新兴的集体中来；也许在短时间内还不至于显露出来。
但是一旦集体的事业遭遇到低潮和挫折，那这些本身带有投机和苟且性质的存在，就很容易在相应位置上变成拖后腿，甚至是分裂、内乱的逆向作用力了。
所以自古以来得国之正莫过于犁庭扫穴式的扫平天下的雄主们；而不是那些玩上层政变和篡夺，而看似相对轻松简单夺取国家政权的司马氏、杨氏，甚至是赵氏之流。
因为他们直接用暴力和肉体消灭的方式，直接或是间接摧毁了末代旧朝，所留下来积重难返的大多数事物和盘根错节既得利益阶层；得以轻装上阵式在相对干净的新版图上，相对轻松得完成新朝奠基的基本架构。
如果，这些开国君王顺便再轻徭薄赋的与民修养生息，乃至鼓励生产和督促开发无主荒地，便就是开创一代盛世明君的基本前置条件了。
而后者则是直接继承了旧朝体制内的大量弊端和隐患，作为政治遗产的一部分继续不断的发展和积累起来；也因为并非是压倒性力量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同样也担心被别人用相对取巧的政变手段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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