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总之是忙得不亦乐乎，粮食种植面积直线下降。这会好不容易才南边开垦了些良田种植粮食，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大帅，现在能挤出来的，也就南边数府的‘莠民钱’。但大帅，这钱动不得啊。”想了半晌后，刘奇还是出言劝阻道。
所谓“莠民钱”，其实就是移民安置费。成都幕府这两年陆续裁汰了数万南明降兵，同时还有大量从土司手里解放出来的地方少数民族。对这些人，刘奇是有一个长远的规划的，即择地“开垦荒地，安插莠民，化莠为良”。说白了，就是把这些不是很可靠的民众安插到原来的土司辖区，拣选合适的地方开垦荒地，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统治秩序，如此花个一两代人的时间，差不多就彻底消化了，成了四川幕府稳固的农产品基地。
应该说，刘奇虽然大力奔走操办工商事务，但他还是有些以农为本的思想的。他读过一些东岸人的书，也从私交很好的东岸朋友听取过建议，比如前成都商站站长陈明就对说：“需要对农业部门进行根本的改组，以便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为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粮食，为增加的产品提供一个足够容纳它们的市场。现在四川的商品市场受到农村低水平实际需要的限制，由于技术没有进步，过多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这威胁到了四川新政的持续发展。”
刘奇很好地吸取了这些建议，并在四川境内大力推广新农业技术，提高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比如他曾经大力推广过“东棉”，即从东岸引进棉花种子，在四川种植。他认为东棉“棉丛高、叶茂、朵大、棉多、绒细而长，色泽白亮，产量是华棉的两倍之多”，结果在那次灾难性的推广中，因为种子下发时已逾节候，并且栽种过密，阳光不足，同时当地气候环境可能也有所不利，因此“棉桃多不能开”，损失不小。
好在刘忠贵十分信任他，认为万事开头难，以后持续改进就行，让刘奇感动不已。因此，他痛定思痛之下，从宁波重金聘请了一些农学专家，在成都开办农业学堂，专门教授农学、园艺学、农化、植物、养蚕、畜牧、水产、土壤、测量、气象、农工、农政等十多门课程，并亲自兼任山长，各种农业实践活动、采买新式农具、印刷农业书籍、开办《四川农学报》等所需的费用，他一概批准，从不否决，可见其重视程度。
如此数年之后，四川的农业产量有了不小的提高（但距登莱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刘奇在重庆创办了四川劝业场，陈列川中的谷、果、茶、麻、油、桑、漆、竹、木等，标出价格，注明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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