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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熊白洲踏进警察署的时候，由于出手打伤警察的原因，总长李显明本来想亲自审问的，但李仁卓和新加坡政府都打电话过来申明其中的利害关系，甚至可能引发外交问题。
李显明也愣住了，他其实都没想闹出纠纷，只是让警察例行公事的询问调查，哪知道最后形成了公开斗殴的局面。
为了维持警察的尊严和整个队伍的稳定，李显明必须要把熊白洲抓起来，从警察总长的位置上这么做的确没问题，但更上层的事情李显明就没有深入考虑过。
“总长，如何处置这个人？”
警员走过来请示，总不能把熊白洲一直放在聆听室吧，这样不符合规矩。
新加坡的聆听室和大陆的审讯室是一个意思，都是询问嫌疑人的地方。
李显明想了想：“现在监禁室里还有什么人？”
“有破坏路边植物的、有超过10点喝酒的、有偷窃的、还有聚众斗殴的。”警员回答道。
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中，社会道德是先于法律的基础性环节，违背道德固然不对，只有其中较恶劣的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在新加坡大量的道德内容被写进法律，这就是法律的泛道德化，同时这些内容还涉及公民生活的每个细微方面，这就是极法化。
这是地域特点决定的，以“举国”的警力保护一个城市，自然会有“管理饱和”情况存在，在地广人稀那些国家却不适用，因为警力资源根本不够用。
其实本来熊白洲殴打警察的行为在新加坡是妥妥的三年牢狱之灾，可是军队和警察的本质还是为政治和利益服务的，面对可能产生的国际纠纷李显明也有点两难，最后还是说道：“就放在监禁室吧，把他请进办公室喝茶我真的做不到，你们注意点别让他受欺负。”
于是，熊白洲就来到监禁室了。
新加坡的监禁室环境很宽敞，光滑的大理石的地板和墙壁锃亮，里面有电视、有床榻、还有淋浴，不过欺负新人的潜规则一样是存在的，警员大声的警告：“不许喧哗闹事，否则罪加一等。”
声音在沉闷的房间里回响，监禁室内的几个人都谄笑着点头答应。
警员走后，熊白洲都懒得搭理这群“室友”，径直坐到沙发上闭目养神，心里想着大概几个小时能出去，出去后如何加深与邱鹤年的联系，并吐露大陆对半导体晶圆厂的渴求。
熊白洲并不知道邱家已经打算出售名下的晶圆厂了，他只是从丰益国际这两年公开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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