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几年中，警察局和：“F．P．”那清秀的字迹结下了不解之缘。
“F．P．”的炸弹越造越熟练，头8颗土炸弹只爆炸了两个，而后来的4颗都爆炸了。
1955年，“F．P．”放了52颗炸弹，响了20颗。报纸开始广泛报道他的“成就”，公众对他感到严重不安，他投寄给报社的匿名信的措辞日益激烈。
一天，“F．P．”的炸弹炸死了一个人，社会舆论和政府当局一致表示：一定要把这个炸弹狂挖出来。
“F．P．”和爱迪生公司有些纠葛，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怎样从这家公司积半个世纪之久的庞大档案中找出有关线索来，爱迪生公司和纽约警察局都束手无策。
芬内是第一个接手此案的FBI资深探员。他曾取得精神病法医学学士头衔。但这个神出鬼没的“炸弹狂”却使他绞尽脑汁，疲惫不堪。
他决定破除门户之见，去请教研究刑事犯罪的心理分析家布鲁塞尔博士。
一天下午，芬内和纽约警察局的两名侦探（案件归属地），挟着炸弹狂一案的全部宗卷，去布鲁塞尔博士家求教。那两名侦探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不知心理分析是怎么一回事，对此行是否有收获深表怀疑。
布鲁塞尔博士对这次咨询也很明白，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声誉，而且会影响“心理分析”这种新冒出来的侦破方法的前途。
芬内带来的全部宗卷中，唯一有用的只是那“炸弹狂”的几封信，以及几颗由他制造的炸弹的照片和一些炸弹的弹片。要据此做出结论，显然是很不够的。
但是，博士凭着他对心理分析法的深刻理解和熟练运用，竟滔滔不绝地谈了四小时。历史已证明，这一次谈话给心理分析方法开创了新局面，成为犯罪行为分析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他”是男人布鲁塞尔注视着那几弹没有爆炸的炸弹照片，当着侦探们的面提出第一个假设：可以肯定“F．P．”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以前造炸弹或放炸弹的都是男人，无一例外。
博士接着说下去：“毫无疑问，这个人之所以对爱迪生公司抱偏见，是他认为爱迪生公司害得他生病。渐渐地，他认为整个世界都和他过不去，这是他行为失常的来由。一个人一旦为这种思想所纠缠，就变成了‘偏执狂’。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偏执狂的发展是缓慢的，但一过35岁之后，便发展得不可收拾了。”
那个“F．P．”放炸弹已有16年的历史，年龄应该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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