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州县失陷，也没有一个进士出身的官员投降附逆。
不光光是一个骨气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考量问题。
从贼附逆，家人和家族都受连累，同时自己在史书上也落个臭名声，人生艰难惟有一死，但必要之时，也就只能一死了。
所以在松锦之役时，大军失败洪承畴失陷军中，崇祯直接给这位大臣上了祭词，追赠谥号，因为在洪承畴之前的所有文官大吏，甚至是高级武将选择投降的都没有多少。辽镇投降的将领多半是守备到游击级别，官职不大，在辽东地方和女真打交道又多，惜死投降或是投机女真，觉得女真最差也能割据辽东百年，所以才选择降顺。
而从袁应泰这个辽东经略，到高阳城中抗清不屈而死的孙承宗，大明文官就没有一个选择投降的，不管是东虏还是流寇，文官的选择便是力战不屈，殉国尽忠，以守臣节。
倒是在京师陷落崇祯殉国后，文官身上的枷锁被打开了，从道义上和实际上来说几乎所有的官绅士大夫阶层都认可了大明亡国的事实，这也就是京师文官多半投降的原因所在。
这个时候，闵元启若是说在练兵等着打东虏，荒唐不说还容易动摇士气。
东虏几十年屡战大明官兵，每战杀伤甚多，知名的文官大吏和总兵级别的将领在辽东不知道死了多少，东虏在大明民间已经成了不可敌的代言词。
到了崇祯十七年时，清军又先后五次入关，抢掠杀伤影响半个中国，大明官兵除了早期卢象升打了一场，后来在四城之战打败了阿敏之外，剩下的四次表现是一次不如一次，甚至清军能在山东放马半年，在大明核心腹地悠闲放牧，直到秋高马肥才悠然带着抢掠的财富和丁口回关外，简直就是丢脸丢到姥姥家。
第五次清军入关，兵锋已经抵南直隶，后来有人说是史可法防御森严，清军有所忌惮才没有继续南下，其实按闵元启现在的想法，多半是清军畏惧南直隶地方水网密布江河纵横，加上当时天热起来了，清军惧热，加上对南方地形不熟，当时又没有混元一宇征战建立政权的需求，所以清军一触即回，和史可法的布置应该是没有任何关系。
真有必要的时候清军还是会选择不断南下，多铎从北京出来先打到河南，再从河南南下到徐州淮安，下扬州渡江至南京，再打到杭州，不一样是水网密布和闷热天气？只是那时候他们已经入关，具备了建立全国政权的条件而已。
这帮通古斯人其实是把华夏给研究透了，不管是一定要剃发和留辫，对儒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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