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的春天很快就过去了，在百姓们的眼里这个大清朝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八旗大爷们一样的泡茶馆、抽大烟、捧戏子，朝廷上的官员依然在按照过去的经验治理庞大的帝国。而草民百姓泡在苦水里挣扎的活着，一天就是两晌，能吃饱肚子就行。
唯一能够感觉到的变化就是生活中的洋货慢慢增多了，洋油、洋布、香皂、西洋烟包括洋钉这些生活用品就不用说了，甚至世面上还出现了洋人生产的风灯、矿灯、水晶饰品，甚至黑市里连洋枪也有的卖。
在帝国的大城市，尤其是靠近水陆码头的地方，身穿西装的洋鬼子们渐渐的多了起来，往往都是照相机往外一摆，换来的就是一群大人孩子轰然而散。
大清朝这部老爷车依然固执的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可是现在国门外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了，这一点沿海地带的百姓感受的尤为明显。
尤其是中国北方最早开放的港口塘沽，更是能够感受到这股强大的变化力量。短短四年多的时间，原本只是作为漕运补充的塘沽港，一个人口一万多的小城镇，在国内外资本的输入下，规模足足扩张了一倍多。
港口外到处都是下锚的海船，大鼻子洋人操着古怪口音的汉语走上大清国界根本就不用任何外交的手续。港口的苦力们不停的把货物搬上搬下，而阴暗角落里的地痞混混们则盯着那些刚刚开完工钱的人，他们身后所控制的就是半掩门的妓院、赌场还有大烟馆。
城市到处都在兴建新房，一所所和洋人交易的货站平地而起，一幢幢宽敞的仓库储藏着来自海外天边的货物，各种各样的洋钱象淌海水一样在商人们的手上来回的飘。
屈辱的北京条约，换来的结果居然是畸形的繁荣，而这种繁荣是满清朝廷所不能给的。依托于这种畸形的繁荣，一小部分人已经开始从中获利了。
塘沽土生土长的黄举人就是最最受益的人之一，这位在当地挂着千顷牌的大地主，良田何止千顷，商铺也有十几间，借着海外贸易的光，黄举人光是出租土地吃租金一年收入何止十万，黄爷的字号在塘沽城里那可是金字招牌。
“承蒙举人老爷抬爱，我们借花献佛敬黄爷一杯……”酒店的包间里的人纷纷举杯向黄举人敬酒。
“客气了，诸位实在是客气了，我黄菊仁能发财还不是多亏了诸位的照顾，只要你们发财我才能捎带脚赚点散碎银两花花啊！来来来，干一杯……”
今天举人老爷宴请的都是塘沽地面上排的上名号的大商家，还有吃地面的混混头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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