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那年的夏天，我与十七岁时想象中的自己背道而驰。
十七岁的时候，我在想着，只要我上了大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到那时我能理解我的父亲，见到我的母亲，周遭也许没有太多，但也有两三个能真正走到心里去的人。
一切都会好的。我靠着这句话，熬过了无数难以克服的，令人厌倦的时刻。
也许你会问，你的人生才走多远，有什么是不能挺过来的？有什么是不能坚持下去的？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人越是坚强惯了，就越是弱不可击。
我就是这样。
在二十岁那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心里绷着的最后一根弦，被人硬生生地扯断。
我没有和赵弈仑大吵一架，然后把他骂走的勇气。只能借着期末考试狼狈地逃到自习室，心不在焉地开始复习。
三十七八度的高温，热到让人不禁同情生活在赤道的人，会不会早就已经被毒辣的太阳晒得扒了一层皮？亦或是会羡慕生活在极地的人，他们不用受这种人间酷刑。
地面踩下去，烫地脚生疼，腾腾升起的热气虚化和模糊了周遭的人和物。再舔舔干裂的嘴唇，毒辣的天气恨不得要将我身上的最后一滴水分抽干。
如果那一刻我可以逃走的话，不让那个人找到我的话，那么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如果那一刻我可以逃走的话……
教学楼的供电系统出了故障，靠窗的人不情愿地拧开电扇的开关。教室聚集了一团热气，燥热感袭裹全身，勒得人喘不过气。
人群在躁动着，没过多久，教室里的人少了一大半。我把窗户打开，不小心踢了后面的人一脚。是个温柔的女生，她微笑着摆摆手，小声地对我说：“开大点吧，好热啊！”
“滋啦——”一声，窗户被推到最边上，热风里透着些许静下心来才能捕捉到的清凉溢了进来。打开课本，继续对着实务女娲补天。
据说导员这种生物，只要不拿助学金，只要不当班委，开学见一次，放假见一次，就已经成了定律。偏偏在这种考试的危机关头，我爸替我打破了这一定律。
导员打来电话说，我爸来学校了，换了新手机号，联系不到我，在学校门前的告示栏找到对应年级导员的电话，不得已打给了他。
“你爸爸在学校的西门，美术学院那栋大楼附近，快去吧。”
我一点儿都没有质疑，不解地拿好手机，书都没合上，东西乱糟糟地摊在一起就出了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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