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只是追着他造反的坏名声，却没想过他为大明朝，乃至后世子孙所撑起的一片天。
可唐代太宗因为善待儒门，即使他杀兄逼父也只是说他大义灭亲而已，康熙乾隆离明朝数百年，却没有明朝之鼎盛，却被后世记得其泱泱之功劳，这就是儒门的笔伐言诛，可见其之可怕，中国不怕任何敌人，就怕从中的思想败坏。
而岳麓书院在以前的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想想看，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多么高尚，多么快乐的事呀。这样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当年学院举行“朱张”会讲时，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想象当年这些鲜活而热闹的情景，便是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动激动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从这些看来，岳麓书院的思想当时就已经超出了其他三大书院之外，就好似到现在都没有确定的北大校训一样。
北大盛传的校训有两个，第一是为人所熟知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第二个便是爱国进步**科学。没有校训或许是一个遗憾，但是，作为北大，没有校训，却充分的体现了个人发展空间，或许你可以选择格物致知，也可以选择修身齐家，更可以选择治国平天下，这正是北大的精神所在，如果硬是要给一个校训，那就是解放思想，与当初孔子的大道至简，让后人不要去复制，而是用自己的实践去反驳是何其的相似，一个只能复制的北大，绝对不是中华民族之福，更多的是解放思想，勇于去创新。
圣人留下圣言就是让后人去打破，去创新，去破而后立，也许这就是圣人真正的思想，而现在的引领中华民族学术的儒门好似早就失去了这些，从儒家主事者张羽，在到现在的孙思成，哪一个不是固守己见，他们从未想过去突破这些条条框框，为自己的思想迎来一次解放。
他们只是把圣人当成神，当成天地一般的存在，去供奉着，成了忽悠人的本钱，但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忽悠别人，首先忽悠的就是自己，他们所走的路，永远都是复制，照本宣科，而不是解放创新，圣人的东西都让他们给糟践了，最可怕的是他们还引领的学术，让所有人都跟着他们去做。
书院的伟大之处，在于教育回归纯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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