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无一例外都是进步。
除此之外，由于病理学和细胞学、细菌学的不断进步，因此当时的临床医学教材和实操中特别注意对内脏器官病理变化的研究和诊断，想尽各种方法寻找“病灶”，使诊断方法不断充实。
这样的态度，让永昌年间的诊断手段和辅助诊断工具不断增多，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永昌年间开始应用的。
除了这些学说上的成就，大明和齐国在物理电力上的探索显得更为有效。
永昌十四年，大明军备院出版《电的实验与观察》一书。
这本书不仅为进一步的电力实验提供基础，还引入了许多齐王时期留下的“电力术语”，包括正极、负极、充电、电池和电击等。
比较大明，齐国则是更注重实践所得，因此在九月的时候，科学院将三十个蓄电池安装在了一辆三轮车上，但车辆并没能安全启动便发生了爆炸。
可是，这样的结果不仅没有阻止科学院的学者们研究电能，反而极大的促进了他们的兴趣。
不过，相比较这些科学上的事情，民生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这其中，天灾人祸又是永远逃不脱的话题。
永昌十四年四月，瀛洲南岛府海域附近发生地震，并引发海啸，海啸最大波高达二十丈，这次海啸造成两万余人死亡，十四万人受灾。
灾害爆发的消息传回北京后，监国朱和埨当即下旨蠲免地方三年赋税，其次下令工部准备灾后重建。
这个小插曲过后，大明和齐国继续对科技研究加大关注和投入。
永昌十四年六月，皇帝宣布将来年军备院的科学投入提高到一千三百万两白银，等同于国家全年收入的8/1。
相比较大明，齐国由于没有太大的国防压力，因此对于科学投入的资金数额则是更多，永昌十四年的投入就已经达到了一千五百万两。
两国这么倾尽全力的投入，第一是没有外部压力，第二是有人口就业压力。
人口是两国的红利，但红利之余，想让国家长治久安，就得需要解决百姓的需求。
早在永昌十年，顺天大学的社会学家刘南山就已经提出“世界资源论”。
这个论点讲述了，以眼下的生产力来说，如果将“维持齐国百姓的生活”来作为标准，那齐国的疆域只能养活两亿人，大明则是只能养活六亿人，世界各国加一起，顶多养活四亿人。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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