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6日之后，谁也无法对主权国家如此发号施令，从前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但却是他敌人的做法，人类难道竞如此健忘吗？”
李广元明白，过去的结束了，他不间断地慢慢地、逐字逐句读完那个家伙的讲话。
那个家伙煽动：“我们不能容忍实力上的微弱优势。从我与那些人的接触来看，我相信，他们首先对实力感到高兴，与他们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所有英语国家以及所有的关系。”
他明白，延安不会沉默。显然，答复将是激烈的，那家伙知道该怎么办，他已摸清了一号首长的性格。看起来，采取行动之前，他已仔细估计了可能受到的异议。仅仅一年以前，他还同这个人平起平坐，他曾经是大三角的一员，他们之间坐在一起开会，当时身边还有另一个大人物。
就在1942年3月的这一天，刚刚扔掉双拐的李广元走在城里边。他明白，现在返回祖国成了一个他从前绝没想到的难题。
当时，在1943年春季多雨的日子，他萌生了走投无路的可怕感觉：他在假定，与他为之贡献了整个一生的理想相反，向祖国进攻的极右翼力量在表态，他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头子在搜捕时从家中逃走，这是个极端仇恨共产主义的家伙，绝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重新在公园聚众集会。李广元明白，那些公开向汪未经屈膝的手下的人可能会露面，宣布这项祖国所不能接受的强大计划。此人曾被汪未经视为可恨的敌人，并且为战胜自己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对李广元来说，这是十分羞辱和苦涩的。他从积攒下来的零钱中数出10个铜板，走进离大使馆不远的一家酒楼，叫了一碗茴香酒，他一杯接一怀，一口气喝光了。他醉醺醺艰难地回到八个月前，那边人安排他住进去的寄宿旅馆。他觉得心里凉冰冰沧的，他一动不动，好像又感到5月1日子弹击中胸腹部时袭来的疼痛
“走吗？”那个人问。
“当然。”
“我定得快吗？”那家伙继续说：“我可以走一些。”
“好吧，”李广元说，“最好慢一些。”
强烈的阳光透过保温的固定木质百叶窗，黄色的光线划破了房间内的昏暗，这光线有如镜子的内在本质，对真实作出的僵硬的反映总是冷冰冰的。
常凯申久久注视着光线在房间里缓慢地、几乎不易觉察但同时又不可阻止地移动。屋里摆着巨大的红木桌子，靠在灰色大理石壁炉附近，另外有摆满书籍的书架。
他不慌不忙从宽大低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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