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我的勤务兵讲起，”队长说，“从一九三二年这个电台中心刚刚建立起，他就在这儿啦，是个行家，绝对忠于我们的事业，家庭观念很重，山地滑雪能手，出色的手，行为上无可指摘。”
李广元皱皱眉：“队长，我看过他的履历表，无需重复那些言之无物的刻板公式。我感兴趣的是比如说，一九三三年他为什么受到丁末村的斥责？”
“我不知道，队长，当时我在前线。”
“哪个战场？”
“武汉保卫战。”
“在卫队吗？”
“您已经看过在丁末村这里工作的全体人员的档案，就是说，您也了解，我在**里当列兵。”
“您个人档案中说，您曾被上级降职。在他惨死之后，您又官复原职，并受到奖励，转到报部门工作。死去的上级为什么惩罚您？”
“我说了我无权说的话。”
“究竟是什么话？”
“我喝醉了。在伙伴中间有一个是他的朋友，当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怀疑是否要消灭那些人。我有感觉”队长象受到惊吓似的立即补充，“我显然没有察觉。我说，一部分人应当关进监狱，等躲到山区时，用人来交换。可是上级在枪毙和交换俘虏的问题上很认真。”
“就为这事降了您的职？”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基本’之外呢？”
“我还说，假如我们及时与西方单独媾和够战胜他们。”
“您什么时侯加入我们的运动？”
“一九三七年。”
“什么时候加入卫队？”
“问题是我出生在这里，我和丁末村住在一幢楼房里。他认识我一家人，我父亲在他困难时帮过他，所以一九四O年丁末村亲自推荐了我。”
“关于那边您还了解什么？”
“我能说的都说了，队长。”
“好吧，我问另一个问题：您可以和他一同执行任务吗？到敌人后方呢？”
“可以”
“谢谢，队长。往下说吧。”
“我的分队长，他的事很难说勇敢的军官，也十分诚实，不过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您可以同他去执行任务吗？”
“只要接到命令。”
“接着说。”
“我准备和他做任何事。”
“您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一九四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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