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出来的，要么是人们说出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要么是说假话，或者或者不会有第三种可能了”
女人目不转睛，痛苦地望着李广元，嘴角上不时浮现出一种可怕的与众不同的笑。
“心的人，”她说，“别那么严厉地责备我，女人是最听话的学生，所以她总是重复男人的言行。我不想说我丈夫，他是个不幸的小人物，但他是我报工作的启蒙教师。我在模仿他的手段，明白吗？小时候我练体，教练成了我的上帝。假如他命令我从窗口眺出去，我一定会跳下去。突然间您来了，聪明善良的男子汉，有些象教练，讲真话。”
“不是总讲。”李广元生硬地说。
“那么说，就是您的谎话非常可信。您很会开玩笑。好好地听着，别教训人，要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女人。您瞧，我象只猫似的依偎着您。”
“最好象体运动员对待教练那样依靠我。”
“随您怎么说。”
施季里茨站起，走到电话机前，拨通了号码：“您好，勤务兵，看起来我今天也不能去，您可以准备一个人的饭。”
“您在哪里？”勤务兵问。
“您的上司许您这么向我提问题吗？”
“不，是我自己。我在担心。”
“您是个可的小伙子，别担心。一切都很好，有三个冲锋枪手在保护我。明天我会给您打电话，也许十点钟去。请把我的灰色装熨好，再准备两件衬衣，一件灰色的，一件白色的，领带嘛，随您的便。请把鞋擦好，那双黑色尖头的。”
勤务兵感到奇怪：“尖头的是厨房的那双吗？”
“您已经熟悉了，对，就在那里。还要做几个夹香肠的馒头，我准备进行一次让人很疲劳的旅行。”
“我不明白，要做多少馒头。”
“要露破绽了”李广元发觉，“全暴露了，这可真槽，南方人不吃馒头，更别说‘几个馒头’。不，可能说的，不过这表明说话的人不是南方人或者不是纯粹的南方人。我应当说‘做七个馒头’，这才合乎规矩。要让常凯申明白，我为什么说出这句纯北方人的话。”
“难道您的上司设告诉您我和一位太大一起走吗？白天我们吃三餐，每餐两个，一共六个。难道这很难算吗？回来时我一个人，就是说夜里吃一次，早晨再吃一次，假如能在车里睡，在路上不遇到轰炸，最后的数字应当是六加四，一共十个。假如您的灵敏这样差的话，我相信，那您也不会知道暖瓶里该装多少水吧，装上六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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