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出来的,要么是人们说出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要么是说假话,或者或者不会有第三种可能了”
女人目不转睛,痛苦地望着李广元,嘴角上不时浮现出一种可怕的与众不同的笑。
“心的人,”她说,“别那么严厉地责备我,女人是最听话的学生,所以她总是重复男人的言行。我不想说我丈夫,他是个不幸的小人物,但他是我报工作的启蒙教师。我在模仿他的手段,明白吗?小时候我练体,教练成了我的上帝。假如他命令我从窗口眺出去,我一定会跳下去。突然间您来了,聪明善良的男子汉,有些象教练,讲真话。”
“不是总讲。”李广元生硬地说。
“那么说,就是您的谎话非常可信。您很会开玩笑。好好地听着,别教训人,要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女人。您瞧,我象只猫似的依偎着您。”
“最好象体运动员对待教练那样依靠我。”
“随您怎么说。”
施季里茨站起,走到电话机前,拨通了号码:“您好,勤务兵,看起来我今天也不能去,您可以准备一个人的饭。”
“您在哪里?”勤务兵问。
“您的上司许您这么向我提问题吗?”
“不,是我自己。我在担心。”
“您是个可的小伙子,别担心。一切都很好,有三个冲锋枪手在保护我。明天我会给您打电话,也许十点钟去。请把我的灰色装熨好,再准备两件衬衣,一件灰色的,一件白色的,领带嘛,随您的便。请把鞋擦好,那双黑色尖头的。”
勤务兵感到奇怪:“尖头的是厨房的那双吗?”
“您已经熟悉了,对,就在那里。还要做几个夹香肠的馒头,我准备进行一次让人很疲劳的旅行。”
“我不明白,要做多少馒头。”
“要露破绽了”李广元发觉,“全暴露了,这可真槽,南方人不吃馒头,更别说‘几个馒头’。不,可能说的,不过这表明说话的人不是南方人或者不是纯粹的南方人。我应当说‘做七个馒头’,这才合乎规矩。要让常凯申明白,我为什么说出这句纯北方人的话。”
“难道您的上司设告诉您我和一位太大一起走吗?白天我们吃三餐,每餐两个,一共六个。难道这很难算吗?回来时我一个人,就是说夜里吃一次,早晨再吃一次,假如能在车里睡,在路上不遇到轰炸,最后的数字应当是六加四,一共十个。假如您的灵敏这样差的话,我相信,那您也不会知道暖瓶里该装多少水吧,装上六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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