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报来看，似乎军统头目戴利与周呼海之间也有直通的无线电联系。并且有若干关键特工很好地隐藏在南京政权的警察和安全机关中，他们有时候为军统工作，有时候则为伪政权效劳，包括对于爱国者的逮捕、拷打和处决。
整个战争期间，最终究竟忠于谁的问题，对于爱国者和通敌分子来说，都是最大的问题，并无十分清楚的选择。犹如之后的法国，抵抗的情况那样。
中国的历史学者从未充分地面对通敌分子问题(部分原因是有如此多的通敌分子，实在太多。)，历史学者研究这一主题时，将不得不对付“选择的清晰性”问题，哪怕仅仅为了展示当时人们的目的是如何各不相同。
当至少三个政府(重庆国民党政府、南京伪维新政府、延安政府)的特工们在长江下游与沿海省份，面对着日本占领军，为了取得战后的有利地位而展开竞争时，其敌、友之间的区分确实很不容易搞清楚。
以顾楫为例，法国人把他当作得力干将，国民政府也同样如此，只有知道他真正的政治信仰。
有趣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确实在替法租界做事，同时也在尽力维护着国民党的利益，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都得到了来自边区上级的指示。
这种混乱局势下，各方都会作出必要的妥协，在利害之中做出明智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留在上海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其共同处境的感觉。好者至多是心情矛盾，坏者则颇有负罪感的原因。
用这种角度重新审视徐恩佐他们时，蒲素发现自己之前的判断，似乎也发生了极大地偏差。
徐恩佐既然被他在沪西歹土擒获，自然是日本人没把他弄死。只是说他卖主求荣，依靠叛变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似乎对他们又有点不公平。
徐恩佐他们被公共租界引渡到了虹口，在梅机关的黑牢里，经历过没日没夜的连续审问后，最后不知在里面待了多久，抱着必死心态的他们，又被转移到了76号。
几个人在梅机关全都苦头吃尽，生不如死。从来没有像那样，徐恩佐恨不得自己能尽快死去。那样的话不仅可以成仁，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以身报国的心愿，也能摆脱那无边的痛苦。
只是转移到了76号以后，日子突然好过了起来。虽然还是被关押在牢房，却再也不是单独关押，几个犯人关押在一个牢房，屋顶上面还有天窗，能看到久违的天空，知道黑夜什么时候来临。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连正常提审一次都没有。三个人的交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