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潜入蒲柏路上的一家公寓居住。当他得知父亲生病后，便于当年11月回到汉口，但是在他抵家之前，其父也业已去世。
1934年2月，徐恩佐返回到上海，他在两个朋友——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另一位是就读于南洋学院的大学生，后者在北京的父母十分富裕。在同学的帮助下，他在公馆马路与八仙桥路的转角处开了一家亚美钟表店。钟表生意十分兴旺，徐恩佐便在静安寺路开了家分店，将其总店迁至宁兴路，并在夜校上课，以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
徐恩佐始终怀着爱国心。他再次从自助到互助，与另一个大学生和一个香烟店店主于1936年9月在闸北组织了一个“一心团”。一心团拥有30个成员，大部分是劳工，表面上的宗旨是
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推进救亡活动“。
救亡活动致使他与王炳南重新联合。一心团在1936年10月以”别动队“的形式参加了市民义勇队、1937年1月，别动队成员进行了军事训练，并获得承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会得到武器在敌后打击日本人。但是，这一承诺从未兑现，成员们纷纷离去，别动队就解散了。
看到这里，蒲素停了停。扪心自问，直到目前，徐恩佐在战争爆发前的所作所为很值得钦佩。家国危难之际，没有袖手旁观，反而积极投身于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中，实实在在的讲，他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高于一般国民标准。
“他的伤势怎么样了？”蒲素看着在一边的政工干部，老刘问道。
“来的时候很严重，现在给他吃了点消炎药，好了很多了。主要他当时是被打断了肋骨，一直没有进行治疗，发言之后导致了气管……”
“久咳之下，骨折部位受到震动就不能彻底固定痊愈，而肋骨那个地方也只有静养恢复……”
听了介绍以后，知道徐恩佐没什么大碍，肋骨这个位置出现骨折上夹板也没办法，不能固定，只能绑上束缚带静养了。让这边的卫生员先把他的炎症消了再说。
不管徐恩佐之后到底做了什么，是怎么样投靠到76号的，事情发生那样的变化必定都没那么简单。起码在这之前，他做的比大多数人要好。而且出钱出力，数次加入他能接触到的组织，并且还在解散之后发起互助，成立了一个爱国组织。依靠微薄的经营收入支撑，直到撑不下去，筹措到钱财之后，又再度投身抗日运动，仅仅这些就实在是值得敬佩。
在关照了看押的同志，给徐恩佐增加营养，保证用水卫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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