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管理，其实只是到了县一级，而县以下，都是交给乡老管理，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放任，但是，那些乡老不是由百姓选出来的，而是以当地豪强地主把持垄断，他们在地方上，拉虎皮做大旗，在上面分派下来的苛捐杂税，无尽的徭役上，对治下百姓更是变本加厉敲膏吸髓，因此上，才有了这民不聊生，才有了揭竿而起。
而吕世的提法，虽然似乎与当时的状况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却恰恰是百姓自己选举，才在本质上与当时的状况不同。
“无为而治，不是要恢复上古的那种不治。这一点我要先说清楚。”看到赵梓先生的兴奋神色，吕世第一个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浇灭了他的那种不切合实际的文人幻想：“我想的是要在我们治理百姓地方的时候，要有度，就是一个衡量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度。”
对于这个度的词语，现在大家还不能理解和接受，那么，吕世就只好继续解释：“我们的无为而治是在我们掌控大方向的时候，放权给地方，放权给百姓，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我们去管理，其实，有些事情，我们出于好心管理了，却是适得其反，那么，那么，我们还有必要管理吗？”
看看大家深思的样子，吕世再次道：“我们，只要管理了大方向，剩下的让百姓自己去调节，这才是我们该做的，这样，我们就减少了官吏，就变相的减少了我们的行政成本，从而对百姓的需索就要少，而对百姓需索少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让百姓有了富余，这是个良性循环，这时候，就真的实现了藏富于民。”
看看大家已经满眼憧憬，吕世当时纠正并且解释道：“当然，这个事实还不是一时半会能表现出来，但是，在十年乃至二十年，上百年之后呢？那么，我们的好政策就会显露他的好处，那时候，我们的天下百姓富足，那谁还去造反？那时候，一旦国家有事，只要与百姓商量，那还有什么后勤钱粮的危机？”
吕世这时候想起后世来，其实，吕世生活的后世真的狠幸福，没有战争，没有纷争，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的是无情的赋税压迫，让每个经商的人面对的都是无穷无尽的管理者，几乎百分之三十乃至更多的税赋，一个土豆在农民生产处出后不过是几分钱，但到了城市里，却是几块十几块钱，那这些差价哪里去了？不是被中间商剥夺剩余了，而是被税赋掠夺了，而这些税赋最终到了哪里？不过是被无穷无尽的官府豢养的所谓公务员吸纳了。其实一个城管，他负责的是什么？他负责的太多了，卫生的，交通的，城市建设的，工商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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