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就死在这里”。于是在王进才、殷登科、吴天印的领导下奋起反抗，格杀出面阻拦的参将孙怀忠、把总周道昌、连登魁。夺取了营中饷银，“介马西驰”，自行返回驻地。到达兰州时，被巡抚梅之焕布置的内奸，把兵变的领袖人物王进才等杀害。经过整顿以后，一部分军队继续东行勤王，一部分坚决不愿意去的被遣还原戍地。
边兵的奉调勤王和哗变，对于刚刚兴起的陕西农民起义的发展有主要影响。抽调入卫的兵丁都是当地驻军的精锐，他们的开拔勤王，自然大大削弱了地方当局用来镇压起义农民的力量。这正是促使三边总督杨鹤采取招抚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杨嗣昌在崇祯四年，替他的父亲杨鹤辩解的奏疏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臣父未任以前，业已蔓延猖獗。然沿边四抚五镇未有他故、犹可弹压撑持。不幸臣父受事，延、甘、陕抚连换八人，勤王五帅并发，精锐尽付东行。缓急无一可恃，而贼党始横。庆阳之围，杜文焕、贺虎臣方溃保安，谁与剿贼？臣父提卒三百，抚定神一魁数万众而散遣之，非得已也。”
勤王兵的哗变，不仅打乱了明廷的军事部署，牵扯了地方官员的精力，而且参加兵变的士卒往往不敢归伍，其中不少人飘泊无着，连群结夥地投入农民起义。这样，就使相当一批原来用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转化成了反抗明王朝的力量。他们受过军事训练，有作战经验，对于提高农民军的战斗力是有重大意义的。崇祯三年以后，农民起义在陕西的扩展和大批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同陕、晋勤王兵的几次哗变有着密切关系。
这就是根据地第二次大发展的好机会。
土豆大会后，建设酒厂粉条厂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仅仅用了一个月不到，粉条厂就见了效益，筋道雪白的土豆粉被郑宏达还有其他不少商人贩卖到全国各地，并且打响了品牌，受到江南富庶之地百姓的青睐，原本昂贵的粉条，也走进了平常百姓家，这给根据地换回来大批的物资和白银，也让以郑宏达为首的，和根据地亲密的商人大赚特赚。
随着粉条的热销，有许多根据地的地主也加入到这个门槛极低的产业里来，一时间各地小粉条作坊林立，将政府消化不了的土豆价格再次自然抬升，让百姓看到了种植土豆的致富希望，为来年土豆的再次爆发似出产，打下了人心基础，同时，地主们已经有了这日进斗金的好买卖，对于那可怜的地租也不再斤斤计较，反倒一再鼓励自己的佃户来年多种土豆，就拿土豆当地租，其余的也要高处市场点收购，原料紧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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