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抚的办法要想真正取得效果，也必需由政府拨款帮助农民度过难关。他说：“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费者此也。”他还指出，如果只是“空言”招抚，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那就是“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最后，杨鹤认为剿和抚都要花费大笔金钱，效果却不一样；“况费之于剿，金银一去不还，且斩首太多，上干和气。费之于抚，金钱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
杨鹤把农民起义看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从比较长远的观点为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主张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面，帮助农民复业。这样做不仅可以弭患消萌，而且农民安插既定之后，政府还可以继续征收赋税，所以说“利莫大焉”。如果一味主剿，把钱用于军费，不仅无法恢复社会生产，花掉的钱不能通过赋税形式收回来，而且他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参加起义的人势必越来越多，剿局既不易结，后患也更加严重。这就是杨鹤建议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
杨鹤的主张得到相当一部分廷臣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崇祯皇帝也一度认可。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当中，朱由检就明确指示陕西参政刘嘉遇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刘嘉遇连忙答应道：“今正用抚。同月，朱由检在内外臣工的再三呼吁下，勉强拿出帑金十万两，派御史吴甡赍往陕西放赈5，“招抚流盗”。为此发布诏书说：
“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今特发十万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灾之处，次第赈给。仍晓谕愚民，即已被胁从，误入贼党，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
但是，其实杨鹤也在这封书信里和周暨提到了自己的难处。
招抚容易，善后难，既然百姓已经走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那就是已经走投无路，招抚就应该给予他们活路，但是，放眼督抚治下，哪里还有给他们活路的东西？赈济就别想了，就连杨鹤上报的减免积欠，减免今年赋税的建议，都被那些重新掌权的清流串掇着皇帝驳回，理由竟然可笑——既然我们恩典了他们既往不咎，那他们就应该结草衔环的回报圣上洪恩，食土刨肉才显赤诚，因此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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