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子都是流民组成，各地饥民不堪官府酷吏的层层盘剥，才纷纷揭竿而起啸聚山林，闹的各地不安，于是朝廷在陕西巡抚之外又派延绥巡抚一个大员，领了当地民政兵事，现在这个延绥巡抚岳和声倒是个妙人，唯恐当地饥民起事的事情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耽心朝廷追查责任，会受到严厉制裁。同时又幻想来年夏收之后，为饥寒所迫的起义农民将会自动解散回乡。于是就采取鸵鸟政策，禁止各府县报告“变乱”的消息。
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便是一味推脱。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比一天大起，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兵部奉旨查核时，地方官又互相推诿。
陕西巡抚胡廷宴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又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盗”。打起了嘴巴官司。
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在上报皇帝的疏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说:“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不久，岳和声病死，胡廷宴罢斥;改以刘广生巡抚陕西，张梦鲸巡抚延绥，这时陕北的农民起义已经初具规模了，不可控制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所以现在大家还真的都是杆子流民，谁也不愿意真的对抗朝廷。
攻打些堡寨，不过是强盗行为，但要攻打县城，那便是杀官造反，这个结果是谁都不能担待的。
吕世也知道这样的后果，但张家兄弟在县城，那是坐实了造反的罪过，是要在不久的将来杀头的，自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张家兄弟白白死去。
本来穿越到了现在，本是想着走到南方，安安稳稳的度过这变乱动荡的时代，根本就没有心思造反。
造反是何其艰难？现在还是大明崇祯元年，离着大明垮台还有遥遥十七年，就是那小强李自成都是几起几落，几次走到了绝境，何况是自己这个小白？
但事情就是这样，一步步的便推着你前行，最终走向你根本不能预期的道路。
只要自己还有点良心，就是要报答张老实在自己最是需要帮助时候，收留自己的恩义，那就必须走下去，哪怕攻打县城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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