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抱定一个“衅不由我开”、但法国若“先启兵端”、便不再“曲于含容”的宗旨，也就是说——“防守反击”。
这个“反击”，是“有限反击”，不是“追穷寇”的那种反击。
法国人打的，则是一个花小气力、赚大便宜的算盘。
可是，正如李鸿章之所言，“今日之中国，已非咸丰季年之中国”，法国人花小钱、办大事的盘算，怎么打都打不响。
法军在战场上的局部胜利，怎么也转化不成茹费理心心念念的巨额赔款，打来打去，最后，打出一个镇南关大败，紧接着，将谅山也打丢了。
不过，这个算盘，打的响也好、打不响也好，那是就整体战局而言的，若局限于马尾一隅，船政舰队和张佩纶的悲剧却是注定了的：
敌我实力悬殊，我方既不能阻止法舰进入闽江，又被“衅不由我开”绑住了手脚，不能先发制人，坐失唯一胜机，这种情形下，就算换一个能力倍于张某的人来“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也没有避免失败的可能，更何况，张佩纶的能力又非常之可议呢？
或云：法舰进入闽江的时候，不能阻止，无可奈何，那么，法舰出闽江的时候呢？
此时，“衅自彼开”，条约和公法的羁绊，都已不存在了，“层层相连、环环相扣”的天险，该发挥作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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