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除暗蓝顶子衔级的公文，也按下来了。
于是，散兵游勇们的气焰，愈加的嚣张了。
除了“借钱”，调戏、猥亵妇女的情形，也开始出现了。
江宁城还算好，江宁府属的溧水县、江浦县、六合县，都先后出现了明火执仗抢劫钱财的事情，虽然劫匪没有戴“大帽子”，可也没有蒙面，不少人都认了出来，所谓劫匪，就是湘军的一班散兵游勇。
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不论从哪方面考量，散兵游勇的目无法纪，都是绝对不能再放任下去的了，必定要穷究根治，只是，怎么个“穷究根治”法儿呢？
照曾国藩说的，“抓住了，该枷的枷，该杖的杖，该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
曾国藩嘴上这么说，心里大约也确实是这么想的，未必是口不对心，可是，真的可以这么做吗？
可以自然是可以的，只要杀的人足够多，散兵游勇的气焰，终究是压得下去的。
在这个过程中，未必不会如江宁藩司、江宁将军顾虑的那样，“激出更大的变故来”，但是，要说湘军余部，真会走去扯旗放炮，终究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目下的中国，已不比原时空，掌握压倒性武力的，是关卓凡和赵景贤的这一边儿。
问题是——
赵景贤不晓得，曾国藩也不晓得，关卓凡却是晓得的，原时空，有一个“刺马案”在那里摆着。
留意一下时间线：
原时空，同治三年，即一八六四年，湘军克复江宁；同治七年，即一八六八年，马新贻履新两江总督；未足两年，同治九年，即一八七零年，马新贻遇刺。
本时空，由于关卓凡的介入，同治二年，即一八六三年，湘军克复江宁，较原时空，提前了整整一年；洪绪元年，即一八六八年，赵景贤将赴江宁本任，距江宁克复，将近五年，这个时间点，相当于原时空的同治八年，即一八六九年——正是马新贻和湘军集团的矛盾日趋白热化的时候。
马新贻对付不法的散兵游勇，就是“抓住了，该枷的枷，该杖的杖，该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然而，他得到的，是透胸一刀；而且，含恨长逝之后，刺马的幕后主使，逍遥法外，并永远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有人认为，“刺马案”的幕后主使，就是曾国藩本人，关卓凡以为，以曾国藩的为人和彼时持盈保泰的心气，再如何对朝廷和马新贻本人不满，也绝不至于出此下策的。
但是，“刺马案”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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