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认为，新疆地域广袤，远过陕、甘，我军入疆之后，分进合击，各军之间，距离甚远，在没有架设电报线路的情况下，彼此联络不易，是很难进行统一指挥的，“如心使臂、如臂使指”，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若定要强求“指挥如意”，反会自缚手脚，延误战机。
对于统帅来说，军事上的重点，在于入疆之前的规划，不在入疆之后的指挥，各军入疆之后，就只能依靠各统军将领“临机设变”了。
因此，关卓凡认为，左宗棠本人亲自入疆，形同自动降格为某路军的统兵将领，意义并不太大。身为西征大军的统帅，做好整体的军事规划之余，他应该留在后方，从事更重要的工作——后勤保障。
在和左宗棠的沟通中，关卓凡反复强调，进军新疆，“粮秣不乏，子药不匮，转运不绝，实为胜负之第一要务，以弟愚见，犹在临敌设变、亲冒弹矢之上。”
历朝历代，中国用兵边疆，后勤保障都是君主和统帅的最大的挑战和最恐怖的噩梦，其难度，其实远远超过了军事作战本身。
在不存在任何近现代化的道路和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全部依靠人力和畜力，在短则数月、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保证数千里、乃至上万里之外的数万、乃至数十万大军的一切需求——从吃穿到武器，再加上这数千里、乃至上万里的路途上，中原人见所未见的恶劣的地理和气候——嗯，这个事儿，单是想一想，就能叫人发狂。
还有，最主要的长距离运输工具——马，对于中国这个农耕政权来说，最为缺乏，畜养成本最高。
敌人如果是游牧民族的话，这方面的成本，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种情况下，运输的总成本，几十倍、甚至一百几十倍于运输对象本身的价值，就毫不奇怪了。
形象点说，就是从后方运一斤粮到前线，要耗粮几十斤乃至一百几十斤。
因此，每一次成规模的边疆军事行动，都是对国力和政府组织能力的一次巨大考验。
汉武帝两次征伐大宛，第一次失败了，败在了后勤准备不足。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个“不足”，是相对而言的，如果用兵的对象在国内，或者，大宛的位置，能够往东边儿挪一点儿，未必就“不足”。
问题是——你妹的，大宛距中国当时的统治中心长安，足足有万里之遥！
第二次征伐大宛，汉武帝的准备工作就做得十分夸张了：
“赦囚徒寇盗，发恶少年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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