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税、关税。其时，全国每年地丁收入，大约是两千六百万两。就是说，盐税占田赋的小一半，两淮盐税，又占全国盐税的大半。
盐税，只是朝廷从盐务获得收入的“正项”。除此之外，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天灾年荒，或河防工需，或巡行庆典，盐商就捐输报效。留意，这些“捐输报销”，可不是想给就给，想不给就不给，也不是想给多少，就给多少，这都是有一套“潜规则”的。你如果不给，或者给得不够数，以后就不要再吃盐商这碗饭了。
盐商“捐输报销”的数目，难以详考，但是，仅两淮盐商的报效，整个乾隆朝，通扯计算下来，就有四千万两之钜——这还是“不完全统计”的结果。
“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一字不为虚设的。
清朝盐政之盛，在乾隆朝达到顶峰；之后，和国势一起，每况愈下，到了道光朝初年，已经是一塌糊涂了。盐壅商困，私贩猖獗，纳课不前，亏空巨大，无以弥缝，基本到了“山穷水尽，不可收拾”的地步。其中，两淮盐务之不堪尤甚，几近病入膏肓了。
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大举变法，改纲盐制为票盐制，似乎颇见功效，但是——
关于陶澍的变法，关卓凡有自己的看法；到底应该如何整顿盐务，关卓凡也有自己的一套章程。这些，后文会详细讲述，此时暂且按下不表。
我们先来说说关卓凡的一个穿越以前所无、穿越以后才生出来的想法。明白了他的这个想法，我们会更加了解，他何以会花偌大力气，下偌大决心，整顿中国的盐务，甚至，很有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意思了。
穿越以前，关卓凡认为，清末的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这个看法并不错，但是，穿越之后，关卓凡慢慢儿发觉，这个所谓“全方位”，还是有讲究的：这个时代，中国和西方的差距，主要是在科技、制度、文化上面；但在某个方面，中国并没有被西方明显拉开距离，这，就是货币意义上的财富。
就是说，中国还是“有钱”的。
穿越之初，关卓凡苦于这样一个困境：中国要复兴，要重新崛起，要变身为近代化乃至现代化国家，就一定要先完成工业化。可是——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从哪里来？
原始积累这样东西，来源无非两个，一个是明火执仗，出去抢人家的；一个是关起门来，自己榨自己的。
出去抢——关卓凡在美国的时候，眼疾手快，大抢了一把，算是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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