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使及其幕府从官。
知州依然是属于武官途径的差遣，只有五品以上的高级武官才可担任知州，并未引发武官们的抵制。
这一制度的创建很好地解决了节度使换镇的难题，因此便一直沿用下来。
先帝郭威建立周朝后，自然也沿用了这套“知州”制度。
而且在此基础上，郭威还进行了制度的创新。
那便是用文官来担任知州。
郭威篡位之前，就是后汉的枢密使，还统领大半禁军，在军中拥有说一不二的威信。
任用文官担任知州，以削弱武官的权势，虽然激发了不少武官的抗议，却被郭威强行压制下去。
传到郭荣这一代时，文官出任知州已是常态。
但知州毕竟只是临时工，等节度使到位，知州就要卸职返回开封。
地方州郡的长官依然是清一色的武官，伤不到武官体制的根基。
如今窦仪出任“知西京留守事”却开了一个先河。
上任西京留守王晏出任凤翔节度使后，朝廷其实并没有调别的武官来担任西京留守。
所以，窦仪这知西京留守事，并非临时工。
郭荣趁着一大帮武将都在淮南的特殊时期，安排窦仪出任知西京留守事，就是要坐实一点：文官也可长期担任地方长官。
这条人事调动诏令发布后，郭荣这几日一直处于干了“坏事”之后既忧虑又兴奋的状态。
朝中的文官们对这条诏令当然是交口称赞，而禁军中的武将大多滞留淮南，没人发出反对的声音。
郭荣当然知道，大周与伪唐的战争还在继续，这时候刺激武官们并非什么好的选择，他但他已经忍不下去了。
淮南局势为何糜烂？郭荣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武官执掌新占州县。
韩令坤、赵晁，一个执掌扬州，一个执掌庐州，都任由部众巧取豪夺、草菅人命，激发了两州民变，极大地破坏了周朝在当地的统治根基，是周军在淮南陷入泥淖的罪魁祸首。
增派向训、赵匡赞两人代替韩令坤与赵晁后，扬州与庐州的局势肉眼可见的好转。
向训、赵匡赞与韩令坤、赵晁最大的不同，在于前两者虽是武官，却精通儒学，后两者则是纯粹的武人出生，对儒学可谓是一窍不通。
活生生的例子发生在眼前，郭荣以此得出结论：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官员，更善于治理地方、安抚百姓。
但在庞大的武将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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