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只是对大秦百姓而言。。。。。。。。。。
大秦成武七年正月二十四，中书上“重言商事疏”，表明中书众臣对大秦商事的讨论，有了一个初步结果。
也没什么意外的地方，奏疏之中，从春秋战国，及至于唐，引经据典，多言商事之害。。。。。。。。。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以农为本的封建王朝，对货殖之事，天然便缺乏兴趣，这中间的原因非常之多，也不用多做赘述。
而朝廷重臣们也非是缺乏远见，他们的意见皆根植于现实，是有着理论依据的，从春秋，到秦汉，那么多年下来，也确实证明了，商贾之事对农业的损害，在没有解决治下之民吃饭的问题之前，没有什么人会放松对商贾的管制。
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将商贾贬为贱役，对往来商旅课以重税等等。
而到了唐时，国家渐渐兴盛，也才稍微放宽了对商贾的限制，可以说，到了唐朝鼎盛时期，商贾们才迎来了他们的一段短暂的黄金时代，因为唐时疆域的广阔，非是历代所能比拟，所以唐时是鼓励商旅行于道途，传递消息，联结邦邻等等。
而在那个时候，大唐也出现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他们往来于权贵中间，头一次能够平等的跟朝廷官吏们对话，并受到普遍的礼遇。
但这样的一个黄金时代，结束的很快，尤其是就总体而言，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大唐最鼎盛的时候，也不曾改变过它的本质。
大秦成武七年正月，大秦的重臣们也再次重申了这个政策。
尤其是商贾之事跟大秦的八分田亩制有着间接的抵触，同门下平章事李圃毫不讳言的在皇帝陛下面前说，货殖之利，数倍于农事，大族受困于农税之制，或近于商贾，一旦获利，则一发不可收拾矣。。。。。。。。
是的，中书众臣讨论的，其实就是抑制商业的程度问题，而非重商重农这样的事情。
而中书的奏疏，给大秦商事暂时的盖棺定论了，一旦获得皇帝陛下的允准，秦律上可能对商旅之事加以修改，成为成例。
这样的事情，其实属于纯粹的政事范畴，没有赵石插嘴的余地，换句话说，不关他什么事儿。
但此事之所以引起中书重视，却是因为大同那里，商旅渐趋混乱的缘故。
而中书的臣子们眼光无疑也是非常高远的，他们看到的非是大同一地，而是着眼于将来打通西域商途之后的事情。
尤其是边易渐渐兴起，必须有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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