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就连史弥远的史家，也在革新之中收益颇丰，他们的发家，多少都与他们掌握着普通百姓无法接触到的政治资源有关。然后是那些目光敏锐的大地主们，他们以原先的土地为本金，投入到新兴产业之中，也一个个富甲一方。
在赵与莒控制的产业之中，工人的收入一直在稳步提高，相对的福利也较好，但赵与莒的产业再多，也不可能涵盖整个大宋，那些新兴富豪们总觉得购买或者研究技术，不如加大对工人的剥削来得快，而随着中原、东北的光复，大量只需要一口饱饭便愿意卖身为奴的劳力涌进市井之中，这使得新兴富豪们有了可以盘剥的对象，延长工作时间还只是其次，降低工人薪水，裁减工人福利，甚至恶劣到降低工作场所的安全设置的事情屡见不鲜，比如说矿山之中，官府有明文，矿山生产须得注意安全措施，可就有些人敢掏个洞便往里钻！
于是，整个大宋社会结构变成了一个怪胎：官僚士大夫与新兴富豪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间从最初的矛盾冲突变成现在的荣辱一体，成为整个大宋阶层的最顶端；来自流求的小业主与赵与莒控制下的产业中的职员、工人，靠着技术上的领先，生活较有保障，再加上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匠人、思想开明的士子，还有近卫军军属，他们形成了中间阶层；而那些占了大宋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贫民、为新兴富豪们残酷压榨的工人，以及城市之中无业的贫民，则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底层。
陈安平此时对于这个社会结构还没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只是觉得，因为顶层数量少而底层数量众、顶层财富多而底层财富少，使得大宋的贫富悬殊前所未有地大起来。虽然作为中间阶层的力量，在赵与莒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下，颇做了些造福于底层百姓的事情，但顶层出现一个为富不仁的人，便足以让几十几百个造福于底层的事情被淹没。一是因为人向来记仇不记恩，嫉妒乃是天性，二来则是因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为善者多不欲扬名，而造恶者却声名远彰。
“天下岂为天子一家之天下乎？天下之事岂唯天子一人顾忌之事乎？”陈安平在给邓若水的信中如此写道：“富豪一昧索求无度，凌迫百姓，天子一人爱民，又能何为？长此以往，必有不忍言之事也，陈涉吴广，岂祖龙迫之而起乎？”
即使是胆大如邓若水者，在看到这番言语之后，也是冷汗直冒，他没有如陈安平之言，将这封信在《大宋时代周刊》上发表出来，而是回了一封信，告诫陈安平要慎言。
收得邓若水之信，陈安平气犹难平，他随着赵景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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