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处工厂当中充当苦工，要么游荡在街上无所事事，而他们的脸上都只有饱经折磨之后漠不关心的死灰色，因为长时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显得额头突出，显现出一种怪模怪样来。
哪怕以这个年代的情况来看，这些赤贫者的生活品质也是十分贫苦的——根据统计，在1830年左右，里昂的十万居民当中，有几千户陷于赤贫的底层市民们因为没有住房而只能在地窖当中栖身，而这些地窖阴冷潮湿又不通风，因此在寒冷的冬天和初春季节根本就没有御寒作用，因此每到冬天都会有不少人冻死。
即使有一份工作，能够购买燃料逃脱冻死的厄运，那也不过是让死神稍微动作慢点罢了，这些工人们在纺织作坊里工作，充当挡车工、织布工和纺纱工，他们没有工会保护，也没有任何劳资议价权，只能领到堪堪维持一家人生命的微薄薪水，而为了得到这些薪水，他们每天付出的代价就是工作十五到十六个小时，一个月顶多也只能休息一两天。
在这种“磨损”，这些工人们的生命出奇得短暂，往往三十岁左右就会结束他们的一生。
繁重的劳动、贫穷而且绝望的处境宛如沼泽，吞噬了生命，而且毫无挣脱的希望，相比之下，哪怕是战争最危险的时段，死亡率也未必比得上这种和平的贫穷时光。
当然，这绝不是里昂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法国一国的问题，整个欧洲在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都出现着“城市里拥挤着大量赤贫阶级”的问题。
面对着这种悲惨的景象，西欧的政治家们都为之忧心忡忡，不过政治家们关心的重点并不是如何挽救他们的悲惨生活，而是担心这些陷于赤贫的劳动阶级起而造反并且推翻现行秩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家们最终形成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严刑峻法，通过极为严格的法律来恐吓底层，穷人稍有犯罪就会被判重型或者苦役；英国人还在1834年通过了《新济贫法》，将寻求社会救济的穷人塞进劳动教养院隔离，用繁重的劳动来防止他们“危害社会”。
第二方案就是大力扩张殖民地，然后将他们眼中“多余”的贫民直接流放到殖民地当中。这个年代的“开拓殖民”绝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因为气候和水土不服，再加上政府疏于管理，所以这种强制移民的死亡率极高，不过对政府来说这反正都一样，只要自己面临的压力减轻了就行。
相对于冷酷无情的政治家们，一些社会活动家倒是慈悲很多，不少人荡尽家财建立社区，希望以自己的方法来带动赤贫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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