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的。"
这是闵裕圣在这通电话里第一次流露出某种接近于恳切的东西。
不是在求富尔德降价。是在告诉他：我这边也有我的难处。韩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在变化。我能拿到谈判桌上的时间和授权正在缩小。
如果你不在这个窗口里给我一个我能带回去交差的数字，我可能连下一个电话都没有机会打了。
富尔德听到了这层意思。
但他选择了不接。
"裕圣，我相信你有你的能力和智慧来说服你的董事会。"
富尔德的声音恢复了那种属于华尔街老大的、慷慨而空洞的鼓励腔调。
"雷曼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把二十五美元带回去，让他们认真想想。"
"我会的。"
闵裕圣的声音已经完全切换回了公事公办的频道。
"再联系，理查德。"
"再联系。"
电话挂断了。
富尔德把听筒放回底座。
办公室里安静了下来。
他拿起那杯放了两个小时的凉咖啡，看了一眼，又放下了。
二十五美元。
他知道这个数字不会被首尔接受。
六到八是闵裕圣的起手价。
二十五是他的起手价。
最终的成交价——如果有成交的话——会落在中间的某个地方。也许十二到十五。
但他不能从十二到十五开始谈。
那等于一开始就暴露了底线。你在谈判里永远要从一个让对方觉得荒谬的数字开始。这是基本功。
而且二十五这个数字还有另一层功能。
当这个数字泄露出去的时候(在华尔街，没有不泄露的数字)，市场听到的是"雷曼的CEO认为公司至少值二十五美元"。
这比任何一份分析师报告都更有说服力，因为CEO是最了解自己公司的人。
如果CEO都觉得公司值二十五块，那十六块是不是真的太便宜了？
是信号管理。和路博迈的一百亿是同一个逻辑。不是为了在这个价格上成交，是为了在市场上制造一种"雷曼管理层对公司有信心"的叙事。
富尔德站起来，走到窗边。
他想起了闵裕圣说的最后那几句话。
"这个窗口不会永远开着。"
"监管委员会的人变得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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