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窗外的天空。
他在心里做了一个简单的时间算术。
四月十五日，他在纽约有一个多边协调会议。
那是真实的行程，不是借口。议程已经排满，对方是国际清算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早在两个月前就确定了。
但纽约不是北京。
纽约的一个晚上，不需要在任何日程表上留下记录。
"我知道了，"王文远说，"你去安排一下。告诉林先生，我四月中旬会在纽约，如果那个年轻人方便，约个时间喝茶。"
他顿了顿。
"不用说是公事。就是叙旧。"
他挂断电话。
会议室里，主持人已经在念下一个议题了，有人在翻文件，有人在低头记录。王文远重新拿起那份简报，翻到最后一页。
那里附着一张表格，列着各家企业与高盛、摩根士丹利谈判进展的汇总。
表格最右侧有一列：预计签约时间。
他用手指沿着这一列往下划，一行一行地看。
四月底。
五月初。
五月中旬。
最迟的，是六月。
他的手指停在最后一行。
他在那里停了很久，久到旁边有人开始注意到他，用眼角扫了他一眼又移开。
他把简报合上，放进了那个深红色的文件袋里。
他对华尔街的警惕，不是来自金融模型，不是来自任何一份经济学分析报告。
它来自一种更古老的、更粗糙的判断——那是他这一代人在一次又一次的"合作共赢"里，用几十年的代价积累出来的本能。
那些穿着笔挺西装、说着流利英文的投行销售，他在过去五年里见过太多。他们飞到北京，飞到上海，飞到香港，在最好的酒店里请最贵的晚餐，用最漂亮的PPT解释最复杂的产品。
他们永远很耐心，永远很专业，永远把你的问题回答得无懈可击。
直到你签完字，走出那扇门，坐进停在门口的黑色轿车里，车门关上的那一刻，你才会开始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
但你说不清楚哪里不对。
因为那一百二十八页的合同你没看完，那些希腊字母你看不懂，而对方的解释无懈可击，你的智库出具了正面的评估报告，你的律师说合同条款符合国际惯例。
王文远站起身，把文件袋夹在腋下，向门口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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