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免过于保守。
所以墨兰让赵策英把这几人放在一起，针对变法讨论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来。
既不能过于保守，也不能太过激烈。
最重要的是，要以民为本。
赵策英和墨兰挑选出来的这些人，都是忧国忧民，甚至愿意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付出代价。
他们怕的，不是变法的困难，而是怕官家和仁宗一样，半途而废。
怕的是来自官家的背刺。
尤其是韩琦等人，经历过官家的背刺，能够再次鼓起勇气想变法，已经是十分了不起了。
若不是看到赵策英的决心，他们也不敢再次涉及变法。
王安石在被赵策英说服后，终于改变了以富国强兵为主的思想。
而在这群人商量出个可行的政策后，就开始了试点。
赵策英力排众议，选了个州府，让王安石和范纯仁去进行变法试验。
并且给了莫大的权利。
范纯仁继承了范仲淹的意志，一直以民为本。
有他在，不怕王安石会跑偏。
以三年为期，看变法的成效。
尤其是青苗法，其实本来是好的，奈何底下的官员为了完成任务，保证利息的收入。
于是强行进行分摊，扩大了青苗法的放贷范围和规模。提高了放贷发放门槛。
导致地主阶级反而成了青苗法放贷的主力军，将百姓排除在外。
随后这些地主阶级又对老百姓进行高额放贷。
从而导致青苗法成为了压榨老百姓得工具。
而赵策英和墨兰让王安石和范纯仁去试点，就是为了找出解决方法。
当然，做出试点的决定，朝中士大夫们除了变法派，都极力的反对。
赵策英力排众议，毅然决然的决定要进行试点。
有些士大夫以祖宗之大逼迫他，可赵策英也不是个吃素的。
就算赵策英想退缩，墨兰也不允许他退缩。
有士大夫死谏，墨兰就直接让太医在旁边守着。
有士大夫以辞官威胁，赵策英就直接恩准。
反正宋朝的官员本来就多，多一个少一个也就那样。
那些人看赵策英一意孤行，只能又打起了栽赃陷害的手段。
正如范仲淹等人当初主持庆历新政时，这些人就是用构陷的法子，引起了仁宗的怀疑，从而变法失败。
很可惜，他们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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