秤盘里的另一群人被这把尺子量着——她们每一次被量都是对旧的不公的一次新确认。这不是数字的错。这是校准的默认设置没有一个内置的'谁不在'检查。“
她在讲完这句话时短暂停了一下，然后非常轻声地说——“这个'谁不在'——是我花了很多年才学会问的问题。我没有早一点问——所以现在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
在台下坐着的一位老教授——头发全白，戴着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好几分钟才写完这几个字。他写完之后合上笔记本，用笔端轻轻敲着他前排座位的椅背——和玛丽亚·冯在布鲁塞尔雨天的敲击差不多是同一种节奏。
当天的晚宴上，玛丽亚·冯端着一杯红茶走到张薇身边。说她已经完成了《神经权利公约》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中引证她论文的那一条款在起草小组内部的初步审阅——引用已获通过。张薇问审阅花了多少天。玛丽亚·冯说大概不到十天——在公约修订的时间表中算很快了。张薇说她很感激——但她想问一个问题。玛丽亚·冯点头。
“在不到十天的审阅期间——有多少审阅者注意到我在论文里附录的这个部分——女性在原始校准数据集中代表性不足——不只是一家公司的数据库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早期临床试验的被试招募结构造成的累积偏误——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没有被任何监管机构列为校准必须审视的问题。“
玛丽亚·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没有人问过。他们都是男性审阅专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存在。不是他们不愿意看——是他们从来没有被训练过在看校准数据时先问'谁不在'。“
张薇把她的红茶杯轻轻放在桌上，看着晚宴厅窗外的布鲁塞尔夜空。她说她写这篇论文的这些年，最孤独的时刻不是在凌晨对着数据逐行比较p值——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反复推敲句子时，忽然意识到她为数以万计的女人写下的每一个统计上显著的差异，在审阅者看来——如果审阅者也是女性的——会是明显的——但在审阅者大多是男性的时候——她必须用一套额外的技术语言，把一个在直觉上极其明显的差异包装成必须经过多变量回归才能被正式验证的结论。不是因为差异不存在——是因为那些只能被女人感知的不匹配在这个专业的共同体中曾经不被视为有效证据——需要被翻译成男人也愿意承认的统计显著性。
她把这段话说完之后，玛丽亚·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一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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