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面前，问了几句具体的情况。孩子什么时候做的植入，什么型号，医院目前是什么状态。家长一一回答，语气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件已经反复解释过很多次的事。
周明远说您这种情况我建议直接去区教委信访办——不是去窗口，是找信访办的负责人。容缺受理现在有绿色通道，前提是需要信访办那边帮你录入系统，窗口不一定知道。另外如果您孩子的排异评估报告原件还在手里，可以先复印几份备用，不要只留一份。还有——他停了一下，像是在回忆什么——术后随访记录如果还有，也带上。虽然赋分制不要求随访记录，但在容缺受理时可以作为辅助材料提交。
那位家长掏出手机把这些信息逐条记在备忘录里，然后说您也是做植入的吗？周明远说嗯。然后他把自己多年前做初级植入时的经历简要提了几句——他第一次去奥姆尼体验中心时，排异反应发生率的数据被统计口径调整过，他在签手术同意书之前花了好几个晚上逐页查完了所有能查到的技术白皮书。他说他不建议您现在去查那些数据——那些数据已经过期了，赋分制出台之后正规渠道的产品说明书已经有了更严格的披露要求。但您去医院补材料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医生一件事——孩子目前的排异状态是“已结束”还是“适应期”。这两个词在赋分制登记表上对应不同的选项，填错了会被退回。
他把这段话说完时，林晚晴在旁边一直没插话，只是手里那沓阅读书单被她用拇指轻轻压着边缘，几张纸页被风吹得微微翘起。后来那位家长走了之后，她把手里的书单放在展台上，走到他旁边，用手背轻轻碰了一下他放在台沿上的手背。那只手刚才在向一个陌生家长分享排异评估经验时，没有敲，没有摩挲，只是在空中比划了几个手势——和他在架构组白板前讲解安全基线时一模一样。
晚上回到家，周雨趴在茶几上写一篇关于秋天的作文。她写了半页，咬着自动铅笔的笔帽，晃着腿，在组织下一段的措辞。她忽然抬头问周明远，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植入才能考上好大学。周明远把手里的杯子放在茶几上，杯底磕在玻璃板上发出一声极轻的响。
他说：“不是。”他说他的回调数据最近刚被一个很远的会议引用过，那套数据证明了一件事：人能走多远不是取决于植入有多强，而是取决于他在每一次被技术推着往前走的时候，有没有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动作，是我自己做的，还是它让我做的。而问这个问题不需要植入。它只需要你偶尔在凌晨醒过来，摸一下自己的手，确认它还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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