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操场边上那排梧桐树，叶子被晒得卷起了边。她把那个号码反复看了很久，最终没有拨出去。她想打过去说一句“他好像在害怕”。但她又觉得这句话会让那位母亲站在客厅里握着手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几天前，她在睡前把丁一宁前后几篇作文都找出来翻了一遍，想确认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那篇《我想变得更好》的最后一段写得格外用力，纸面有明显的凹痕。在“但不是用那个方法”后面，还有一个被擦掉的**——她以前没注意到。擦痕很轻，但从反面看，那个**还在。
她把通讯录放回抽屉，走到窗前，推开了窗。蝉声陡然涌进来，满得快要从窗框溢出。她想起周雨昨天晚饭时说了一句——“丁一宁昨天哭了。他说不想去少年班了。我问他为什么，她说因为那不是他想去的。”她当时没有追问，因为她不确定周雨能不能理解。现在她看着操场上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水泥地，忽然觉得她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理解。但她知道，那个被擦掉的**，和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名，和赋分制登记表上那个“是”后面的勾——是同一种东西在不同的人身上留下的印记。有的人在十八岁留下，有的人在三十七岁留下。有的人留下之后还能擦掉，有的人永远擦不掉。
七月下旬，丁一宁的父亲来学校办完最后的手续。他站在校门口，手腕上戴着一块和女儿同款的电子表，表带是深灰色的。林晚晴刚好从教学楼出来，和他打了个照面。
“您是丁一宁的班主任吗？”他主动伸出手。林晚晴握了握，他的手很干燥，指尖有一层薄薄的茧。“这孩子回去常提起您。她说您是她在学校里最信任的老师。特别感谢您这几年的教导。”
“她是个好学生。”林晚晴说。她注意到他手腕上那块表——表盘上没有显示任何数字，只有几道极细的波纹在缓慢移动，像是某种实时监测信号的视觉化。
丁教授注意到她的目光。“哦，这个是我们实验室自己做的。便携式脑电监测设备，用来追踪专注度的。她从小专注力就不太好，我们做家长的，就给她做了这个帮她专注。不是植入，戴在手腕上就行。”他笑了笑，“我们做科研的，总想着把专业知识用在孩子身上。算是职业病吧。”
“您有没有问过她自己想不想戴？”
丁教授的笑容没有变，但手指在表带上轻轻敲了两下——一个很细微的、几乎看不见的动作，像是那块表在那一秒刚好发送了一条他无法忽略的信号。他说：“问过。他说戴习惯了。”
两个人又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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