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算过了。”
张薇没有回“算什么”。她只是回了一个字：“好。”
这个“好”字，和林晚晴回复他时说的那些“好”字一模一样。他不知道张薇说“好”的时候，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还是作为一个已经跨过了那条线却不知道答案是不是对的人。但他已经开始习惯不去区分了。
夜色中，有人正在网上发帖，用的是新注册的小号，头像是一张空白的灰色照片。帖子很短：“我女儿做了侵入式植入，术后第三周开始失眠。医生说排异期过了就没事。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她还是睡不着。她说她闭上眼睛，能看到一串串数字在跳。我问她是不是做梦，她说不是——是芯片在校准。”
然后，像是有预谋地，相似的匿名帖子开始在不同的平台上涌现。一个父亲在微博上发了一段女儿在半夜机械地摩挲枕头边缘的视频，配文只有三个字：“怎么办。”一个母亲在家长群里描述了儿子术后变得不再和她顶嘴——“以前他跟我吵，现在我说什么他都说好。不是听话，是没有情绪。”
这些帖子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是在赋分制引发恐慌之后，那些已经做了植入却无法退货的家长们的自发行为。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我们的孩子不只是数字，不是跑分，不该是赋分制表格里的一个百分比。但与此同时，智桥科技的公关团队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帖子，并开始在其中混杂由AI生成的虚假故事——夸大的排异反应，戏剧性的家庭冲突，目的是把水搅浑，让真正的病例被淹没在真假难辨的信息洪流里，让监管部门和公众都丧失对问题严重性的判断力。一个母亲的真实哭诉，旁边紧挨着一条AI生成的、用同样语气写出的、但细节经不起推敲的虚构悲剧。读者分不清哪个是血，哪个是墨水。这正是郑智鸣们想要的效果：不是消灭真相，是让真相失去可信度。
与此同时，教育部的办公室里，韩世清看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弹出的舆情报告。他拿起电话，给办公厅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问：“部长，社媒讨论要管到什么程度？”韩世清顿了顿，说：“有组织的网络讨论必须严肃阻止，这是为了不让恐慌情绪传播给孩子。出了问题我负责，但记住，不是不让他们说话——是不要让恐慌成为另一种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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