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夏天，闾珣把墨西哥湾项目的全部档案从铁柜子里调了出来。三个纸箱，从一九七五年第一份勘探报告到一九八〇年三月冻结令当天的最后一期对账单，按年份编号，一份不缺。
他把会议桌清空，将档案一份一份摊开——投资建议书、追加审批单、风控报告、码头调研笔记、董事会会议纪要、墨西哥外资法案的剪报、彼得森的历次书面提醒。每一份都按日期排列，从最早到最晚，铺满了整张桌面。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那些泛黄的纸页上，每一页都有他的签字。
他花了整整两周重新分析这些档案。不是追责——没有人需要被追责，因为最大的责任人就是他自己。他是来找规律的。他想知道自己在哪个节点上开始忽略风险，在哪个节点上把成功当成了惯性。
答案在第二笔追加的档案里。彼得森那份风控报告还在，备注栏里写着：政治风险敞口未纳入本次核算，建议下次董事会专项讨论。报告后面附了一份墨西哥国有化运动的简报——谢苗诺夫情报网的老渠道虽然已经中断多年，但霍普金斯从香港转发过几份公开的新闻分析，指出墨西哥国内对外资控制能源的反对声浪正在升温。
这些简报就在档案里，按日期编号，每一份他都看过。他在简报空白处用铅笔写了“已阅”，字迹端正，日期清清楚楚。但他只看了文字，没有看进去。
第一口探井出油量超预期，股价翻倍，董事会上所有人都在鼓掌，科恩在电话里说“这次你比你母亲快了一步”。他在那间坐满人的会议室里点了头，然后把彼得森的提醒放进文件夹里，没有在下次董事会上提出专项讨论。
简报上的每一个字他都认识，但他没有把它们和风险联系起来。不是看不懂，是不想看。成功的轰鸣声太大了，大到盖过了拨算盘的那一声脆响。
他把简报和风控报告并排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正在缓缓驶出港口，汽笛声穿过玻璃窗传进来，低沉而悠长。他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供应链上的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有一个人。简报上的数字后面是墨西哥的码头工人、油田工程师、议会议员、街头示威者。
他看了数字，没看人。然后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第二笔追加时已出现明确的政治风险预警信号。信号来源可靠，内容明确。我当时判断“传了两年每次都没落地”，未启动应急预案。这个判断基于惯性，不是基于分析。
他翻到第三笔追加的档案。彼得森在审批栏里的备注还在：本次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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