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之所谓非也。甲之所否，乙之所谓可也。事应立，而忽夺其成；谋未施，而已泄其计。苍黄翻覆，丛杂纷纭，谈者各饰其非，而听者不胜其眩。”
这八点，可谓是办公室政治的精华所在，所谓半部《首相》治天下，用的也是这些招数。
第一阶段，我们宣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第二阶段，我们说也许有事发生但我们不该采取行动。
第三阶段，说也许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但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第四阶段，也许当初我们能做点什么，但现在已经太迟了。
但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姚广孝补充道：“人之受病有形，则可循方而理，若本就是个病入膏肓之人，却偏偏起居如常，那才叫积之甚久、受之甚深，这才是为什么吏治是变法深入后的头等大事的原因，经济造血容易，可吏治肃清风气却难不过医者有抉肠涤胃之方，善治政者自然也有有剔蠢厘奸之术，全看陛下是否愿意而已。”
朱棣点点头，姜星火说的肯定是有道理的，吏治风气这种事情，说严重也不严重，拖着也死不了，但你要说不严重，那也不对，这里面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在于病得多重，而在于沾染了不好的风气以后，整个朝廷都对此麻木而毫无知觉，这才是最可怕的。
但好在，现在一切都有可为。
“国师的‘剔蠢厘奸之术’，不妨说说吧。”
指出问题谁都会，最关键的是怎么解决问题，而朱棣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指出问题的人。
姜星火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在他前世的嘉隆万大改革时期，怎么解决明朝吏治问题，高拱、张居正等人，早就给出了一套成熟的、系统的方案，都是对症下药的好东西，只需要结合明初具体的时代背景稍加修改就能拿来就用。
“革新吏治，头等大事就是多执行而少非议。”
“天下大事，谋可在于众，而断在于独。汉臣申公曾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便是这个道理。”
“吏治的问题就在于议论的太多而执行的太少，便如考成法、京察，即便陛下力主，依旧意见横出、谗言纷飞，难寻其源头，也让听者不胜其眩，议论纷纷，如何成功？”
“欲成一事，审慎对待务求停当后果断行之即可，何必让众人扰攘？如昔年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动摇。”
“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则信而任之即可。如魏文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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