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
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
咳咳，要是真的按照孔子他老人家的概念来划分，那其实现在的程朱理学所谓的士大夫，在后一点上也是很多士大夫都做不到的。
便如姜星火前世时清代学者颜元在《存学编》里对宋明理学家，那句扎心到极点的批判一般。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道德水准到位就已经是优秀士大夫了，办事能力什么的就别强求了。
所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怕是不太行。
张宇初闻言也是一愣，旋即失笑道：“从《儒效》上那套搬出来的，倒也贴切。”
这句话要是换了旁的普通老百姓坐在他对面，恐怕压根就不知道张宇初在说什么。
说实在的话，在华夏古代的辩经过程中，最让人头大的便是文人们非常喜欢引用层出不穷的典故。
为什么要引用这些典故？
原因无他，就跟姜星火前世互联网大厂的黑话一样，什么颗粒度、什么用户心智、什么私域流量.说白了，就是一把能够有效区别门内外之人的钥匙。
只有拥有了这把钥匙，才能进入到这扇有效谈话的大门里，才能被认为是同一水平或能够谈话的人。
而不管是此时此刻还是彼时彼刻，很多人为了能够彰显自己，就喜欢掉书袋/说黑话，让其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不明觉厉一把。
但无论如何，这也确实是这个年代辩经避免不了的问题。
张宇初所说的《儒效》，便是荀子曾经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国家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这些先秦儒学的道德准则，也是后世的经学、玄学、理学所继承下来最多的东西，至于其他的，基本都被改的面目全非了。
道衍点了点头道：“所以，如果想要通过辩经来找到替日心说和万有引力来解释皇权的东西，恐怕还是要从先秦的儒学下手毕竟，后来的儒学，自从经学开始，就已经跟理学走了一条路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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