谪发商贾”等，一系列措施。并规定：“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对商人征收车船税。今汉虽未行抑商，然光武帝时，桓谭亦曾提出“禁民二业”之主张。虽终未能执行，然焦矫未雨绸缪，先得蓟王许诺，再与番商互市。可谓老谋深算。有备而无患。
话说。是否置《对外贸易许可证》，蓟王亦思许久。权衡利弊，并未执行。之所以要抑商，只因商贸过于繁盛。“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于是乎“民弃本逐末”。
时“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以至于“车船贩贾，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甚至，乌桓寇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辆）”。于此足见一斑。再深思，除去人口、资源、技术、物产，皆随两汉大兴。牛马众多，道路通达，内政外交，亦是必要便利条件。汉之强，非设身处地，而不可尽知也。
除去各自为商，互通有无。商业联盟，亦现端倪。
所谓“中舨共侍约”，即合伙商贩，共同订立契约。民间资本，开始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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