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1月17日，清晨六点三十分。
“卡伯特”号邮轮切开切萨皮克湾铅灰色的水面，缓缓驶向巴尔的摩港第三号码头。这艘排水量一万八千吨的英国邮轮外表普通，深灰色船身上只有一行白色小字标明船名，烟囱上冠达公司的红黑烟囱漆已经斑驳。但在它吃水线附近，仔细观察能看到新近修补的痕迹——那是几个月前，它在大西洋中部遭遇德国U型潜艇追击时，一枚近失弹留下的纪念。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站在船长室的舷窗前，看着逐渐清晰的码头轮廓。他穿着深灰色羊毛大衣，领口紧紧竖起，抵御从海湾吹来的刺骨寒风。六十五岁的首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眼袋沉重，嘴角的法令纹像刀刻般深。他手里端着一杯早已凉透的红茶，却一口未喝。
“还有二十分钟靠岸，首相。”
说话的是他的私人秘书莫里斯·汉基，一个四十出头、头发已经开始稀疏的精明男人。汉基手里拿着文件夹，上面别着三份用不同颜色标签标注的文件——红色是紧急情报，蓝色是今日行程，黄色是备用资料。
“岸上安排？”阿斯奎斯的声音有些沙哑，连续十天的海上航行让他的喉咙不适。
“已按‘最低调’原则处理。”汉基翻开蓝色文件夹，“美丽卡国务院派了第三助理国务卿菲利普斯先生接船，没有军方代表，没有乐队，没有记者团。我们乘坐的车队将由巴尔的摩警察局派遣四辆摩托开道，直接前往联合车站，搭乘十点十五分的专列前往华盛顿。”
“专列？”
“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列普通头等车厢，挂在‘国会特快’后面。抵达华盛顿后，车队走地下通道进入白宫西翼。整个行程不会出现在任何公开日程表上。”
阿斯奎斯点点头，目光重新投向窗外。码头上已经能看到几个黑色人影，在晨雾中像剪影般移动。更远处，巴尔的摩的城市轮廓在冬日晨曦中显得冰冷而陌生。
“他们知道我们来做什么吗？”他突然问。
汉基顿了顿：“华尔街知道一部分。国务院知道我们要求会晤，但不知道具体议程。至于普通民众……”他苦笑，“《巴尔的摩太阳报》今天第三版有条八十个词的小消息：‘英国贸易代表团抵美，或就战后经济合作进行磋商’。”
“战后。”阿斯奎斯重复这个词，语气里带着讽刺，“他们觉得我们已经开始讨论战后了。”
船长室的门被轻轻敲响。海军大臣贝尔福爵士走了进来，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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