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回去以后,”古德里安说,“还是归林国伟协调。不需要执行高强度任务,不需要接触**险线人。你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完成学业,保持身份正常。”
他顿了顿:“这是公司的安排,也是我的建议。”
宋启明又点了点头。
登机广播响起来,法语,英语,然后是带口音的中文。宋启明把帆布袋挎上肩,准备走向安检口。
“齐。”古德里安叫住他。
宋启明回头。
这个五十多岁的德国人站在冬日的天光里,金丝眼镜后的蓝眼睛难得地没有隐藏情绪。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
“活着回来的人,不需要为活着感到愧疚。”
这是卡特在扎黑丹医院说过的话。不知道古德里安从何处听来,或者,这本就是所有从战场上爬出来的人,迟早都会明白的事。
宋启明看着他,轻轻点了一下头。
然后他转身,走向那条通往登机口的、漫长的通道。
他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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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20日。
滨海市。
宋启明站在留学生宿舍楼下,仰头看着那扇熟悉的窗户。
冬日下午的光线稀薄,从光秃秃的梧桐枝干间筛下来,在水泥地面上铺开一片淡灰色的影。楼门口那棵他叫不出名字的常绿灌木还在,叶片蒙着薄薄的尘,和三个月前离开时一模一样。
他走了三个月。
这里什么都没有变。
门卫大爷从值班室里探出头,眯着眼打量他,然后咧开嘴:“哎,是你啊!那个法国留学生!好久没见着你了!”
“回家处理点事。”宋启明说。他的声音在三个月的波斯语、德语、法语混杂后,重新切换回中文,有些生涩。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大爷挥挥手,“你们留学生也不容易,大过年的一个人在外面……”
宋启明微微颔首,推门走进楼道。
楼梯还是那截楼梯,扶手还是那种深绿色漆面,转角处的窗台上还摆着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一步,两步,三层。
钥匙还在。他从帆布袋夹层里摸出那串三个月没碰过的钥匙,插入锁孔。
门开了。
房间里有一股密闭许久的、混着灰尘和轻微霉味的气息。窗帘拉着,光线很暗。他摸到墙边的开关,按下去。
日光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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