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的营口码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复杂的气味：退潮后淤泥的咸腥、苦力身上的汗臭，以及最核心的——成千上万包大豆散发的淡淡豆腥气。那豆腥味带着泥土的湿润和阳光的暖意，仿佛把整个辽东的黑土地都搬到了这狭窄的码头上来。
董广魁拎着沉重的工具箱正要往岸上走，脚下的烂泥踩得吱呀作响。杜宝生猛地拽住他的胳膊：“二虎，等下！想不想趁热乎赚几个大钱？”
董广魁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有些诧异：“刚上岸，哪来的门路？”
杜宝生扬了扬下巴，指向泊位深处：“瞧见那条吃水极深的平底驳船没？刚靠岸，那是专门走辽河内河的豆船。谈好价钱就要卸货，咱俩这身子骨，抢个搬运的活计不难。”
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挪到泊位旁。只见那船板上跳下一个年轻人，动作矫健如豹。他一身利落的窄袖青衫，最扎眼的是腰间斜跨着一把钢锋凛然的腰刀，肩上还背着一把牛角大弓——在大清朝，汉人百姓私藏兵刃是死罪，唯有旗人，这份“弓马定天下”的特权是写在骨子里的。这年轻人显然是某个旗庄的少主，正亲自押运自家的收成。
码头老板是个蓄着山羊胡的精明商人，此刻正拨弄着算盘，皮笑肉不笑地压价。
“赵小爷，您这价儿高了。如今世道乱，别人家运豆子得请镖局，那是大开销。您赵大龙自己仗着旗人身份，腰刀快弓，一路上连土匪都绕着走，这省下来的镖费，合该在豆价里让出来点儿。”
赵大龙冷笑一声，拇指顶开腰刀护手，露出一寸雪亮的刀刃：“老板，你收豆子看的是品相、掂的是重量，不是算我的成本。我这豆子颗粒饱满，皮薄油厚，那是黑土地的精华。运费低是我赵家的本事，货好你就得给高价。少拿官府吓唬我，大清律例还没说旗人卖豆子得吃亏！”
老板见这旗人少年气盛且身份硬，怕闹大了惊动汛口官府惹来麻烦，只好换了一副笑脸：“行行行，怕了您了。按您的价儿，卸货！”
半天功夫，一船重达数千斤的大豆被卸得干干净净。董广魁和杜宝生累得满头大汗，但也拿到了沉甸甸的一串铜钱。
赵大龙在大豆交割完后，大剌剌地在码头旁的露天饭铺坐下。杜宝生拉着董广魁凑了过去，一脸恭维地拱手：“赵爷威武，这单买卖做得漂亮，这多出来的利钱，够买几头肥猪了吧？”
赵大龙抬头看了看这两个卖力气的汉子，虽然他刚才杀价狠，但人却豪爽。他哈哈一笑，拍了拍长凳：“工钱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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